盡到了它的責任的一本書(1)

經濟觀察網 書評人 朱元石 三十年過去，驀然回首，人們終于真切而又親切地看到，那個發生在1978年的偉大轉折，那可是有關全中國億萬人民命運和福祉的大轉折。人們也終于發現，這個大寫的“一九七八年”，竟是留下了那么深刻的記憶，不思量，自難忘。由蘇峰編著的《1978大記憶——北京的思考與改變》一書，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繾綣而又激越的情懷。它值得我們捧在手里埋頭讀讀，一同去回味這劃時代的巨變所給予我們的奮斗、喜悅和暢想。

這本書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編著者對在北京的十位官員的訪談實錄，一部分是編著者對都曾在北京有過關聯的十個人的命運追蹤。它試圖把1978年作為一個新時代的符號，從一個年代切入，從一人一事談起，以呈現出一種時代和命運交相呼應的場面來。怎么樣呢？王蒙同志為本書所寫的序中說：“1978年在中國歷史上有特殊的意義?！薄爸醒刖幾g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使我們想起了這個轉折點，想起了這一個年頭，想起了鄧小平與老一輩革命家在這樣一個轉折點上的豐功偉績，想起了人民的終將勝利，終于勝利。卻原來我們從這樣的起點上已經跨出了那么大的步伐，中國的面貌已經煥然一新！這本書可歌可泣，可感可嘆，可圈可點，可呼可嘯，撫今追昔，感慨系之。不容易呀。1978年，不容易呀，那一年與以后的30年。不敢怠慢呀，今天和斯后！”我在這里討個巧，表示有非常的認同感。

是的，不容易呀！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粉碎，不容易。但是隨著，中國人民要走出“左”的指導思想的怪圈容易嗎？也不容易呀！何況，事物在它的運動中，無論怎樣有外力在改變它的運動方向，它總有一定的慣性要維持著它原來的方向。

恩格斯曾經尖銳地批判過持先驗論的杜林，強調指出：“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歷史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適合于自然界和歷史情況下才是正確的?！焙螞r，當“原則”已經時過或境遷而被作為教條的時候，當“原則”已經是被神化到至高無尚和被作為打人的鞭子、甚至生殺予奪的時候，這種“原則”還能維持嗎？物理的碰撞自然要發生。

書中的人物，有的指出：“當時思想和社會都很混亂”。是的。其實呢，層層有著不可調和的斗爭，層層都有著無法消弭的民心與逆民心的涌動。這是大轉折的必然表現。它的表面現象就是混亂，種種亂局。

在上面，當時有“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庇辛诉@“兩個凡是”，帽子、棍子時不時被祭起來，阻擋著真理的伸張，阻擋著沸天盈反的冤假錯案的平反和糾正，阻擋著中國該向何處去的步伐。無視首當其沖的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甚至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個別人都被投進了監獄。為什么？因為它不僅牽涉到“四人幫”，也牽涉偉大領袖，也牽涉到北京市委的主要領導等?！疤彀查T事件”不能平反，人民期望的鄧小平就意味著難以順利出來工作。但是可能嗎？正如王蒙在序中所說：“從上到下，從官到民，都等待著中國的改弦更張，都等待著新的歷史時期的到來?！薄爸袊诜e累民心，中國在積累思考與決心，中國在積累全民族的對于要改革要發展要結束亂局的共識?！薄懊裥牟豢晌瓴豢善?，歷史走到了它的轉折點上?！?/P>

在這本《1978大記憶—北京的思考與改變》的書里，具體地記載了所述人物在這一歷史事件中的思想、作為和作用，具體地記載了1978年和前后的種種歷史狀況。

1978年，3月里，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講話中闡明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科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徹底駁斥了“四人幫”打擊迫害知識分子、破壞我國科學事業的種種謬論，人們看到春天到來了；

1978年，4月里，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9月，中共中央批發了《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

1978年，4月里，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再次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有力地支持了正在開展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5月，《光明日報》刊登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掀起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猛烈地沖擊了“兩個凡是”的理論基礎；

1978年，9月里，胡耀邦在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上堅定提出了針鋒相對的另外兩個凡是，說判斷對干部的定性和處理是否正確，根本的依據是事實。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緊接著在11月和12月里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宣布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宣布停止使用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錯誤口號，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糾正了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所作的錯誤結論，標志著黨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沖破了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濫觴，結束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等等。

在1978年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的白介夫，在《1978大記憶——北京的思考與改變》的書中，深有感觸地說：“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我們非常珍惜這個政治大環境。改革開放給我們國家、社會、人民生活都帶來了巨大的改變，我的感覺是我們這些人不僅組織上、思想上自由多了，工作也好做一些了，人和人的關系也好處多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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