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條經濟學(2)

關于本書

開門見山地說，就本質而言，這部書是一本分析性的簡論。本書關注的與其說是事實，不如說是事實的原因。我認為我們應當理解的重要問題是：這場災難怎么會發生，受災者怎么能恢復，我們怎么能阻止它再次發生。所以借用商學院的行話來說，本書的最終目標就是揭示“定案理論”，也就是說，要搞清楚我們面前這個具體問題的來龍去脈。

但我也努力避免把本書寫成一本枯燥的理論闡述。本書中沒有方程式，沒有令人費解的圖表，（我希望）也沒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經濟學行話。當然，作為一個聲譽良好的經濟學家，寫那種誰也讀不懂的東西本是我的拿手好戲。的確，假如沒有我自己以及其他人寫的那些晦澀難解的著作的幫助，我很難形成本書所展示的觀點。但是，這個世界現在所急需的，是基于充分認識的明智行動，而為了實現這樣的行動，我們就必須以平實的方式表達思想，以便使所有相關的大眾都能理解，而不是只讓那些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讀得懂。其實說到底，正規經濟學中的方程式和圖表，往往不過是用來幫助修建一座知識大廈的腳手架而已。一旦大廈的修建達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撤除那些腳手架，只留下通俗易懂的文字。

另外，雖然本書的最終目標是分析，但還是有大量的篇幅進行敘述。之所以有這么多的敘述，原因之一在于，“故事情節”，即事件發生的順序，往往非常有助于我們判斷，到底是哪種“定案理論”講得通（例如，有人對于經濟危機持一種“原教旨主義”的觀點，認為危機只不過是各國經濟應得的懲罰而已，但所有這樣的觀點都存在一個問題：為什么這么多看起來截然不同的經濟體會在短短幾個月之內都遭遇危機，如此奇怪的巧合應該如何解釋）。另外我也明白，無論要做什么樣的闡釋，都得有事件的順序來提供一個必要的背景，畢竟沒有多少人花了連續18個月的時間，樂此不疲地關注這場徐徐上演的事件。并不是人人都記得起馬哈蒂爾總理1997年8月在吉隆坡說了什么話，并把那些話與曾蔭權一年之后在香港最終做的事聯系起來；不過，本書將喚醒你的記憶。

我還要對本書的學術風格再說明一點：經濟學作家在寫作時，尤其是在寫作十分嚴肅的主題時，往往會受惑于一種傾向，就是變得極度冠冕堂皇。我不是說我們考慮的事情不重要，有時這些事是攸關生死的。但太多的情況是，學者們會想，由于一個話題是嚴肅的，那就一定得莊重地談論它，也就是說，必須以莊重的言辭來探討重大問題，隨便、輕佻的做法是絕對要不得的。但事實證明，要弄明白那些新奇的現象，你就必須愿意去“把玩”一些想法。我是特意用“玩”這個字的：那些總是正襟危坐、沒有一絲怪念頭的人，幾乎從來不會提出新穎的洞見，經濟學上不會，其他方面也都不會。如果我告訴你，“日本正在遭受基礎性失調之苦，因為日本國家調節式的增長模式導致了結構性僵化?！蹦敲?，你想想看，我其實等于什么也沒說。我最多不過是表達了一種感覺，就是問題十分嚴重，沒有輕松的解決辦法，而這個感覺很可能是大錯特錯的。但是，如果我來講一個托兒合作社盛衰交替的故事（這個故事的確將在本書中多次出現），用這個好玩的故事來說明日本的問題，也許這聽上去有些可笑，這輕佻的態度也許還會冒犯你敏感的心智，但我這古怪的做法自有目的：它能將你的思路撞到另一條軌道上，比如說，這個例子能讓你發覺，至少日本的一部分問題的確是可以用一種簡單得令人吃驚的方法來解決的。所以，不要期待一本雍容肅穆的著作：盡管本書的目標絕無半點不嚴肅之處，但本書的行文將十分輕松隨意，這正是本書探討的主題所要求的。

好了，讓我們開始旅程吧，先來看看幾年之前我們彷佛身處的那個世界。

（摘自《蕭條經濟學》導言）

(相關資料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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