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德哥爾摩（兩篇）

科斯的雨傘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科斯獲今屆（一九九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所有經濟學者都大聲叫好。該獎始設于一九六九年﹐迄今得獎者三十一人﹐沒有哪一位能像科斯那樣得到眾望所歸的反應。

美籍的科斯是英國人﹐具有英國紳士的最佳傳統。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在節奏上都比一般人緩慢﹐但看起來﹑聽起來卻有難以形容的舒適感。他有英國人的幽默﹐說話從來不開罪人﹐但在他溫文緩慢的談吐中﹐旁聽的人大都有這樣的感覺﹕他的思想何其敏捷而湛深也﹗

我不是科斯的學生——沒有上過他的課。一九六七年秋天在芝加哥大學首次見到他時﹐我已經是博士了。我是因為芝大喜歡我的論文﹐給了我一項獎金而應邀到那里去的。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念書時﹐我對科斯的思想下過三年苦功﹐他的每一篇較為重要的文章我差不多可以背出來。到了芝大后去找他時﹐大家只談了幾句就一見如故。后來我們一起多次在校園漫步及進午餐﹐他以研討的方式指導了我很多有關他的思想。

外間不少人說我是他的學生﹐是一個沒有錯的“誤解”。在行內的言論或在書本上的評論中﹐科斯的名字往往與我相連在一起。有幾個原因。他的文章論事與分析的風格和我的很相近﹔他在經濟學上的興趣與我如出一轍﹔我的《佃農理論》常被視為“科斯定律”的實用例子﹔我幾乎每一篇學術文章都提到科斯﹐而科斯則多次對人說我是唯一明白他的思想的人。由于這種種“巧合”﹐他退休時﹐祝賀他的文章中我那篇被置于卷首﹔當他的貢獻要加載經濟學百科全書時﹐我被邀請執筆﹔去年﹐瑞典的諾貝爾基金會舉辦的五年一度的研討會議﹐要介紹科斯的經濟學﹐文章是由我寫的。當然﹐該會選取的評論我的關于科斯學說那篇文章的評論者﹐也是科斯。

科斯獲諾貝爾獎﹐我的高興毋庸細說。但科斯顯然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倒使我替他擔心起來了。事情是這樣的。瑞典諾貝爾基金會的多年主席今年退休﹐又剛好是該獎設立的九十周年﹐所以獎金特別高?？扑箓€人得經濟學獎﹐獎金是一百萬美元﹗他今年八十一歲﹐平生節儉﹐沒有孩子﹐自己的退休消費早已有了安排﹐一百萬美元的額外獎金﹐怎樣處理的確是難題也﹗

記得去年八月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與科斯相聚﹐見到他拿著一把雨傘。雨傘陳舊不堪﹐分明是不能再用的了。我好奇地問他﹕“你拿著這傘作什﹖換把新的在香港僅賣兩美元﹐美國也不會怎么貴吧﹖”他回答說﹕“這傘我用了四十年﹐最近壞了﹐在美國我找不到修理雨傘的人﹐所以要把它帶到倫敦去?！薄暗蘩碛陚氵@個行業已成陳跡﹐就算你找到修理的人﹐費用也會遠比買把新的﹑較先進的雨傘為高?！蔽疫@樣說﹐是勸他棄舊取新也。殊不知他回應說﹕“十多年前﹐我在倫敦找到一位修傘的人﹐很相宜地把這傘修理過一次。過兩天我要到倫敦去﹐會去找那人替我再修理

希望他還健在?！碑敃r我無話可說。如今我想﹐有了一百萬美元的諾貝爾獎金﹐修補雨傘的費用再高百倍﹐也大有盈余。

因為是九十周年﹐諾獎委員會決定邀請所有還健在的曾經獲獎人參加這次的頒獎典禮。我與該獎無緣﹐但也在被邀之列。我對邀請的人打趣說﹕“你們請我到瑞典觀禮﹐是否當做給我一個安慰獎﹖”他回答說﹕“不是的﹐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們邀請的不曾獲獎的經濟學者﹐只有你一個?！彼@樣說﹐我覺得是天大面子了。殊不知他跟來信﹐指明我要穿上燕尾禮服﹐要如何如何。后來我和香港的一家老字號洋服店接洽﹐他們翻開書籍研究后開價萬多港元﹗我于是自我安慰：萬多港元的禮服﹐只穿一次﹐怎樣也說不過去﹐不過﹐我可能有穿第二次的機會呀。

下了禮服訂金﹐步出洋服店之際﹐我想﹐既然一套禮服要花一萬多元﹐太太的長晚裝要新的﹐兩個人的機票又要數萬﹐觀禮的費用何其昂貴也﹖既然要花這些錢﹐不如多花百多港元﹐買一把最好的﹑先進的﹑可以自動撐開的雨傘﹐千里迢迢地帶到瑞典去﹐送給科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