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書評人 呂品 去年此時，英國有關伊拉克戰爭的第5個聽證會出現了一位“明星證人”：前首相布萊爾。在全程近6小時的聽證會中，作為當天的唯一證人，布萊爾嗓子已經說啞，但依然思路敏捷，繼續為他的參戰決策辯護。聽證會結束前，主席問布萊爾對于參與發動伊拉克戰爭“是否抱有遺憾”，他的回答是“沒有遺憾”，這時一直非常安靜的現場觀眾席上，終于出現一陣騷動。

在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之后，離任四年的布萊爾似乎已從英國公眾面前消失了，但是一旦提起伊拉克戰爭，他的出現卻仍然能夠掀起一陣波瀾，在一些人看來，伊拉克戰爭似乎成了判定布萊爾的唯一標簽。

其實布萊爾擔任首相10年，在這之前擔任反對黨領袖3年，對英國的政治格局和主流意識走向都造成了深遠影響?？梢哉f布萊爾之后媒體與公眾對政客的期待，造成了他的繼任者布朗的失敗，促使了保守黨領袖卡梅倫的成功。在這本據說是完全由布萊爾親自動筆寫作的自傳中，有相當篇幅是他對這13年心理歷程的坦誠描述。但這些究竟是深刻的自我剖析？還是繼續為自己開脫？每個讀者會有不同的回答。我們能從書中看到的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布萊爾，一個有著豐富的領導才能，具備溝通天賦，渴望改變世界的政客，帶著宏大的理想上臺，10年之后卻為自己選擇了一個最不合適的接班人，無力說服英國走近歐洲，更嚴重的是，還把英國帶進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擁有領袖天賦——卻留下一個敗局

布萊爾與布朗的恩怨糾葛，一直是一個影響工黨乃至英國政局變遷的關鍵因素。想粗略的了解這段歷史有一個捷徑：看一遍2003年英國拍攝的電視電影《君子協定》(The Deal)。兩人1983年同時成為工黨議員，竄升較快的布朗一直把自己看成是老大，然而1994年工黨領袖位置出現空缺時，布萊爾卻果斷地挑戰布朗并成功地奪取了工黨領導人地位――“奪取”是布萊爾自己選擇的用語。他在書中寫道：領導人的位置，應該是“滿懷殷切”地去爭取，甚至可說是“奪取”過來的。

事實證明布萊爾“奪權”對工黨來說是一件好事，在他的帶領下，工黨被改造成了“新工黨”，由傳統的政治左翼向中間地帶靠攏，重回執政之路。這一過程中的阻力不小，書中提到即使是“新工黨”的“新”字(New)第一個字母是該大寫還是小寫都是經過了一番辯論的。工黨內部有不少人支持布萊爾的改造計劃，但許多人的出發點并不是理念認同，而把這一改造看作是上臺執政的代價。布朗就是其中之一，說到底，在政治理念上，他與布萊爾不是同路人。

布萊爾的領導能力，不僅僅在于他吸引了一批得力的親信幕僚，比如書中多次被夸獎的議員曼德爾森、新聞官坎貝爾和幕僚長鮑威爾，更多的是體現在他能容忍與他理念不同的人一起工作并委以重任。

布朗就是一個布萊爾需要控制住的最有影響力而又最心懷不滿人，把布朗留在身邊，曾是布萊爾最成功的決定，到后來卻成了他最大的失誤。他在書中承認，他一直認為撒切爾夫人執政晚期極力阻止赫塞爾廷繼位是一大敗筆，因為取而代之的是虛弱的梅杰。布萊爾采取了相反的策略，對繼位人不打擊不干涉，最終的結果卻是犯了和撒切爾夫人同樣的錯誤，讓布朗成為工黨領袖，等于把首相位置“送給了保守黨”。

最能說服人的溝通者――卻無法走近歐洲

作為一個天才的溝通者，布萊爾的特長是能夠說服別人干原來不愿意做的事情。1997年戴安娜突然去世，皇室對民眾的悲痛不知所措，布萊爾說服女王在白金漢宮下半旗、做電視講話，安然度過一場憲政危機，這是他出色溝通說服能力的體現。

在這方面他的最大貢獻是促成了北愛的和平進程。北愛敵對雙方之間有民族主義的沖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對立，交戰多年，各自都有累累血債。要說服他們走進同一個房間，坐在同一張桌子邊都要費盡口舌。布萊爾就有這樣的魅力，能夠很快分別地與?；逝珊托路尹h領袖們建立起信任，把他們“拽到一起”開始談判。歷時多年的談判中曾出現多次反復，足以讓任何一個稍稍缺乏一點自信的人動搖甚至放棄。布萊爾的鍥而不舍，加上他強大的溝通能力，是北愛能最終達成和平的關鍵原因。

但是無論布萊爾多么努力，還是無法說服英國公眾信任歐洲，他帶領英國走向歐洲的計劃還是半途而廢了。布萊爾對英國在大西洋兩岸間的地位，有著近乎理想化的看法。他認為英國一定要走向歐洲，參與歐洲的核心決策，但同時他想繼續維持與美國的特殊關系，讓英國成為美國與歐洲之間的橋梁。這一理想狀態的達成，依賴不少外在因素，首先要有一個理解美國的歐洲和一個尊重歐洲的美國，其次還要英國民眾愿意。對于英國人對歐盟的天生敵意，布萊爾無力扭轉也無法解釋，只能在書中提出一個奇怪的看法：“因為歐盟不是我們發明的，我們不是奠基人，所以總缺乏熱情”。與此同時歐盟出臺的戰略政策，往往傾向與決策權的集中化，坐實了英國人心目中歐盟是個巨無霸的官僚機構這一偏見。面對這一現實，布萊爾只能承認失敗，因為他連自己的財政大臣布朗都說服不了。

宗教般的救世情懷――卻深陷戰爭泥潭

以“人道原則”而發動干涉他國的戰爭，布萊爾認為屬于正義之戰，這一信仰是基于他在科索沃和塞拉利昂的經驗。在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中，布萊爾執著地說服美國和歐洲各國在沒有聯合國授權下，通過北約對前南斯拉夫發起地面入侵，終于用武力讓米盧蒂諾維奇低頭了。第二年在塞拉利昂，布萊爾又是未經任何國際機構授權，就派出英軍幫助當地政府部隊打敗了反叛武裝，穩定了政局。在科索沃和塞拉利昂，布萊爾都曾受到過救世主般的歡迎。

這一救世情懷，是否與他的宗教信仰有關？布萊爾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在本書中他幾次提到在自己生命中，比政治更重要的就是宗教。他沒有提到的是他在2009年底接受電視采訪時，談到宗教信仰在他做出發動戰爭這樣的決定時所起的作用，那就是可以讓他放心地去做自己認為道義上是“對”的事，在科索沃、塞拉利昂是如此，在阿富汗、伊拉克亦是如此。

為證明自己積極參與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動機不是為了無條件“跟著美國走”，他指出早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他就在芝加哥經濟俱樂部的演說中提出了國際社會出于人道主義干預他國的原則。9/11之后西方盟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正符合他的這一原則，他堅持認為積極參與其中既是英國的國際義務，也有利于英國的安全。

伊拉克戰爭讓布萊爾遭到許多人的痛恨與唾棄，但是大部分人反對者還是接受了他是“出于真心”支持美國的說法。有人會說這比只顧國家利益的機會主義者更危險，但你不得不承認他行為動機上的一致性。

布萊爾在這13年中既擁有令人自豪的成功，也經歷了傷痕累累的失敗。向不同的人提起他來，往往能激起截然相反的反應。這部自傳2010年9月在英國出版時，出現了的反應也是劇烈和矛盾的。在都柏林舉行簽售時，出現了一邊是等簽名的長龍，另一邊是抗議人群的景象。倫敦市中心的簽售會因擔心示威沖突不得不取消，留下的簽名版則被蜂擁而至的讀者一搶而空。曾有人組織幽默型抗議：到書店偷偷地這本書放到他們認為“應該屬于的書架”：犯罪、恐怖、小說、幻想、或是諷刺類，不過這些小打小鬧的抗議完全阻止不了這本書的暢銷。從這部自傳中，布萊爾對自己在政治決策背后的心理動機以及對民主運作的反省不管是對是錯，至少是誠懇的，作為讀者，你可以在看過之后再決定到底應該把他的這段政治旅程歸入哪一個類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