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內心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完成那部“流產”了的《社會主義經濟論》。他說，關于這部書稿，他在秦城監獄里已經打了85遍腹稿。
這時候的吳敬璉，正被派往大寨寫一本《大寨政治經濟學》。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生產大隊，原本是貧窮的小山村，在村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社員們開山鑿坡，修造梯田，使糧食畝產增長了7倍，從而成為全國農村的先進典型。1964年2月，毛澤東先后提出“工業學大慶”和“農業學大寨”，樹起了經濟領域的兩面旗幟。喜歡頭纏白羊肚頭巾、滿臉溝壑的陳永貴一躍成為舉國矚目的政治新星，一路當到了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

1974年，陳永貴通過他的兒子、昔陽縣委宣傳部部長陳明珠，邀請南開大學去寫一本《大寨政治經濟學》。南開的寫作組到昔陽工作了好幾個月，基本資料也拿不到，寫書更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求助于國務院研究室。這個研究室是鄧小平復出后新組建的，成員包括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胡繩、吳冷西等人。于光遠一轉手將這個任務批給了中科院經濟研究所，于是，吳敬璉、沙吉才和楊長福等三人被派往山西，參加《大寨政治經濟學》編寫組。

這是吳敬璉第一次走進光芒環繞中的“中國第一村”。他們被安排住在縣城的第二招待所里。之所以不住在他們將要考察的大寨，并不是害怕這些城里來的讀書人不能適應村里的生活（陳永貴直屬的寫作班子就住在大寨的招待所），而是不讓他們和大寨人接觸，“免得干擾他們的勞動和休息”。為此縣委宣傳部長陳明珠就向編寫組宣布了三條“紀律”：第一，不能參加大寨的勞動；第二，不得在街上拉著社員談話；第三，不能到社員家里訪問。

“三不準”紀律一宣布，編寫組等于跟大寨絕了緣，那書該怎么寫？答案是，只能根據當下報紙上登載的宣傳文章寫。連登載陳永貴過去講話的報紙，也保留在大寨資料室，外人不能借閱。在當時，大寨是一個不容置疑的政治標桿，自它成名以來的十多年中，先后有710萬人前來參觀學習，全國性的農業會議多次在這里召開，“學大寨就是走社會主義大道，不學大寨就是搞邪門歪道”，幾乎是一個政治共識?？墒?，不得其門而入的吳敬璉卻從所見所聞中窺見了“神話”的陰影。

首先，大寨的泛政治化傾向非常嚴重。黨支部書記郭鳳蓮把大寨經驗歸結為階級斗爭抓得緊，叫做“斗一步，進一步；斗十步，進十步；步步斗，進一路”。陳永貴在大寨組織了“天天學小組”，要求農民每天學習領袖語錄，宣稱“天不下雨不要緊，毛澤東思想就是雨”。根據報紙上的經驗報道，毛主席的思想光輝不僅可以普照集體的行動，而且還能深入到農民的家庭以致人的身體內部。比如一位社員得了疾病，在萬般痛苦的時候，他就在學習小組里面背誦毛主席的著作《紀念白求恩》，他自稱沒有文化，但卻已經精通用大量樸素的言辭表達一種最革命造作思想，他說“千服藥萬服藥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寶書治好了我的病”。而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最要緊的，就是要與黨支部保持一致，吳敬璉等人到昔陽不久就聽到了一個故事，說是新華社記者馮東書因為懷疑大寨田畝丈量不實而被驅逐。因此，在昔陽編寫各種宣傳大寨作品的創作人員都互相提醒，不要觸了陳永貴的“逆”。①

吳敬璉在昔陽住的時間長了，便與當地人熟悉起來，漸漸聽到了一些對陳永貴的議論。

議論得最多的一件事，是陳永貴為他第二任夫人的前夫、一位強奸女學生的校長翻案，還在幾年的時間內把這位前校長的弟弟從一個公社書記提拔為省委副書記。他的兒子陳明珠更是一個名聲不大好、人稱“陳衙內”的人，開會講話，即便照稿子念，也常常讓人一頭霧水，不知何言。據稱在陳氏炙手可熱時，他的親友中變身為官的多達百人以上。

議論得多的另一類是陳永貴在政治斗爭上的嫻熟技能。他對于“文革”派仗中的對立面，以及反對過自己的人都予以無情鎮壓，甚至曾巧用一些政治運動事件，把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謝振趕出了山西。這些都絕不是一個種田出身、老實巴交的農民所能為的。陳永貴的種種行徑使吳敬璉想起吳晗所描畫的朱元璋，他對陳的評價是，“如果早生200年，這個人完全可以當皇帝”。

為了尋找大寨的歷史資料，吳敬璉設法從陳永貴直屬的《大寨紅旗》寫作組借到了過去的剪報資料。在閱讀過程中，掉出一張夾在其中的圖表，竟是1973和1974年大寨的收入分配清單，據上面記錄，這一年大寨收入中只有40%來自糧食，40%來自兩輛卡車的運輸獲利，還有20%來自其他副業。這一發現非常讓人吃驚，因為根據陳永貴等人的宣傳，大寨是從來只種糧食，而絕不跑運輸，也不搞工商業的，他們管這叫做“莊稼攪買賣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分配清單顯示的情況顯然與此不符。

特別令人吃驚的是，1976年春節以后，陳永貴的政治態度變得異常鮮明起來。在江青集團與鄧小平的斗爭中，陳永貴旗幟鮮明地站到了江青一邊。為了公開表明這一新的政治態度，他在昔陽建立了一個《大寨三十年階級斗爭史》編寫組，下令在半年的時間內將大寨發展的歷史重新寫一遍。從這本書的編寫提綱可以看到，它不但只字不提陳永貴過去口口聲聲最愛戴的周恩來，還大肆吹捧江青和批判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此外，還說“賈進才三讓賢”并無其事，賈承讓則被說成是“右傾保守分子”。①

1976年開春，學部哲學所又派來一個編寫組，寫一本叫做《大寨哲學》的宣傳讀物，編寫組里的許多人，例如社會學家陸學藝是吳敬璉的老熟人。在向哲學所的人介紹自己的經驗時，吳敬璉說道，對大寨提出的一些口號要慎重對待，譬如“莊稼攪買賣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大寨自己就未必是按照這一口號干的。他講述了那張分配清單上的情況。

這一下子，他捅了一個大大的馬蜂窩。當時的政治背景實在是非常兇險，這年的1月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3月下旬至清明期間，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了群眾自發悼念周恩來的行動。民眾對極“左”路線的憤懣在這里得到了極大的宣泄，一首匿名詩歌迅速風靡全國—“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痹娋湎?，直指“反周”的江青、張春橋等人。這場群眾行動被定性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復出3年的鄧小平成“幕后主使”，再次被打倒。在那時，昔陽縣委擺出了堅決與“右傾翻案風”斗爭到底的架勢，對“大寨紅旗”的懷疑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在“四五天安門事件”發生后，陳明珠在對昔陽的幾十個“寫作組”、“攝制組”成員訓話的會議上聲討說：“我們這里也是不平靜的，階級斗爭也很激烈，有人專門找大寨的毛病，攻擊大寨，他是哪個司令部派來的？”

在昔陽縣“擁護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決議”的群眾大會和民兵武裝游行之后，《大寨政治經濟學》編寫組就被“禮送”出了昔陽。

從現有的材料看，吳敬璉是第一個公開懷疑大寨經驗的經濟學家。經歷了10多年的苦難磨煉，從勞改隊中“死里逃生”的他顯然有了別樣的勇氣，對大寨宣傳的大膽質疑，其實印證了他此前對東方專制主義的研究與拷問。

出了昔陽，回到北京，吳敬璉一身輕松。這時候的中國正處在劇變的前夜。7月6日，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逝世。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逝世。10月6日，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與葉劍英等軍隊老帥配合，對被稱為“四人幫”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實行隔離審查。對這個“極左集團”的全面清算，是共和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國家發展戰略出現重大轉折的標志。

吳敬璉是在北京三里河的街上得悉“四人幫”被抓的消息的。他當時正在騎自行車，迎面撞上經濟所的胡瑞梁，老胡一把將他抓住，對著他的耳朵，用抑制不住的嗓音顫抖地說：“中國最壞的那些人已經垮臺了！”兩人喜不自禁，當街相擁。

此時的吳敬璉，已年近4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