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他們也有機會接觸到歐美經濟學的新發展動向，這要感謝經濟所圖書館的館長宗井滔—一直到30多年后做口述史時，吳敬璉仍能一口報出他的名字?！拔母铩逼陂g，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同業“雞犬不相聞”，完全斷絕了來往，倒是這個宗管理員，每年用上級分配給他的一點外匯，訂閱了國外的經濟學學術期刊，譬如《美國經濟評論》等等，這好比在鐵墻上意外地鑿出了一個不起眼兒的小洞洞。20世紀70年代初期，受石油危機的影響，西方經濟異常波動，學術思想也變化激烈，經濟所內一些敏銳的學者從刊物上已經察覺到了這一景象。

據吳敬璉回憶，當時對這一情況最為敏感的是當過副所長的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巫寶三，“在當時，凱恩斯主義正受到二戰以來最嚴厲的挑戰，主流經濟學遇到了第二次危機。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正嶄露頭角，對這一切，像我們這些人根本不知道這是什么意思，巫寶三好像是知道的”。巫寶三經常向顧準推薦一些新的書籍和文章，顧就組織吳敬璉、趙人偉等人翻譯，其中，吳翻譯了瓊·羅賓遜夫人的《經濟學的第二次危機》，顧則翻譯了《瓊·羅賓遜經濟學論文集》。羅賓遜夫人是左翼凱恩斯主義學者，時稱“新劍橋學派”，她與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以及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美國凱恩斯主義為當時鼎足而立的一大學派，對于當時的中國學者來說，她的思想似乎更加容易接受。日后視之，顧準等人的翻譯工作是20世紀50年代之后，中國經濟學界第一次向“反動”的西方經濟學招手。

到1974年的秋天，在落葉蕭條之中，顧準的生命走到了終點。

在過去的兩年多里，他經?？妊?，并伴有低燒，但是醫生一直把這些癥狀當做支氣管擴張來治療。10月的一天，吳敬璉陪他去反帝醫院（即北京協和醫院）看痰液培養的結果，化驗單和X光片一出來，居然已是肺癌晚期。

因為顧準是戴帽老“右派”，醫院不敢收他住院，只把他放在急診室外的走廊上。顧的新四軍老戰友，也在經濟所工作的駱耕漠得悉了這一消息，十分焦急，這時的他因為青光眼已接近雙目失明，而且戴著“叛徒”的帽子，具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身份，但他仍然掙扎著摸出家門，沿著墻角趕到醫院，找到總部的黨委書記楊純—一個當年在他和顧準手下干過的“紅小鬼”，好歹才讓顧準搬進了病房。

顧準一開始對病情并不了解，一次，醫生查房，用英文說出“癌癥”一詞，他才自知末日降臨。

當時，那場“文革浩劫”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就在秋風蕭瑟中，顧準把44歲的吳敬璉叫到病房，冷靜地說：“我將不久于人世，而且過不了多久就會因為氣管堵塞說不出話來，所以要趁說得出話的時候與你作一次長談，以后你就不用來了?！痹谶@次長談中，顧準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是一定會到來的，但是什么時候到來不知道，所以，他送給吳敬璉四個字—“待機守時”，他說，“時機不到，你想報國也沒有用，沒有這種可能性。還是要繼續我們的研究，把中國的問題研究清楚，那樣才能對國家提出有用的意見”。

他還提到正在獄中的孫冶方，說，“我是見不到他了，但是我知道他的為人，他絕不會是漢奸。所以只要沒被整死，他就會出來。出來的時候，你幫我向他致意”。

顧準還立下了遺囑。他把自己的遺稿分為兩部分，其中“有關希臘史部分交給吳敬璉同志”。這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思想家對另外一個思想家的衣缽相傳。

12月2日，吳敬璉去醫院陪顧準。到了晚上八九點鐘，顧準的呼吸極其艱難，氣管幾乎已完全堵死，每呼吸一口氧氣都要拼盡全力，額頭、脖子的青筋畢現。醫生見他實在痛苦，被迫給他服用了安眠藥，這才稍稍安靜了下來。吳敬璉一直坐在旁邊，握著他的手。大概到了11點的樣子，吳敬璉已經有點迷迷糊糊，顧準突然醒了過來，他掙扎著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打開行軍床休息”。

這是顧準一生說的最后一句話。吳敬璉打開行軍床躺下不久，就聽到很響的動靜，護士們亂作一團，醫生在為顧準做心臟按摩，但顧準沒再醒來。

幾個小時后，吳敬璉和一位護士一起，親手把顧準推進了陰冷的太平間。他日后回憶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疾惡如仇卻又充滿愛心、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傷……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顧準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P>

據周南回憶，吳敬璉凌晨騎自行車回到家后，臉色特別蒼白，先是一言不發，接著號啕大哭，久久不止。周南與他相處半個多世紀，這是吳敬璉第一次痛哭流涕。

就在顧準去世的8天后，1974年12月10日，哈耶克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獲頒當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這時，那場“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聲。1975年4月10日，在秦城監獄坐了7年牢的孫冶方突然被宣布“釋放”。他問監獄長：“當時為什么抓我？”答：“不知道。我們只管犯人，不管案情?！痹賳枺骸敖裉鞛槭裁捶盼?？”答：“不知道。我們不管緣由，只管執行命令?！?/P>

孫冶方回到經濟研究所，剛一下車，他站在車門邊就對前來迎接他的人們說：“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變觀點?！碑敃r，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領導仍是江青的親信遲群，孫卻毫不在意。上面讓他寫檢討反省材料，他揮筆道，“個人恩怨我從不計較，理論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觀點一個也不放棄”。

孫冶方出獄后，吳敬璉去見他。吳說：“我代表周叔蓮他們向你道歉。那時候我們參加對你的批判，其實你是對的，我們完全錯了?！睂O一擺手說：“這個事你們以后不要再提了，人人都有錯誤?！?/P>

吳敬璉轉達了顧準對他的致意，孫冶方默然良久。對于顧準，孫不但有老戰友個人的濃烈感情，而且從其一生的苦難透視到黨內生活的不正常。那時，他的好友，也是從華東出來的、當時被“開除留用”的汪道涵常常在中午帶個小酒瓶來與孫冶方共餐。一天，兩人談起老朋友顧準。汪說，老顧自己也不是沒有缺點的，這個人恃才傲物，像陳毅老總那么好脾氣的人都跟他吵架。孫冶方卻不以為然，漲紅了臉，跟汪道涵大大辯論了一場。

這時的孫冶方身體已經衰弱之極，行動遲緩，肝區患有重疾，但他仍然埋首于研究，每天精心閱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試圖有所突破。他的俄文非常好，但是為了讀通原著，他甚至開始學習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