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一：晉商之死(6)

無悔跨鞍馬，一曲唱蒼涼。
這些外出謀生者，有的僅僅解決了他們的糊口問題，有的連糊口也未能很好地解決，而落得個全家長期無法團圓，甚至死在他鄉異土。但是相當數量的外出謀生者卻在販賣活動中發了財，有的由貧苦人變成了小康之家，有的則暴發成為富翁。
忻縣人陳吉昌，生于1831年，“幼貧乏，十四歲徒步如歸化，時忻人業商者多在歸化。先生至，依鄉戚。初習當業，繼而入運貨店。與人交一依篤誠，代運屯寄，事隔數年毫無少誤，以故各省商販，皆樂就之，先生業日以起，且名于時”，以后又結交地方官吏，與美、俄、法、意等國商人往來，生意發展、成為當時的名商。
太谷縣北恍村曹家，是清代直到民國年間的著名商業世家，其發家的始祖是明末清初的曹三喜。曹三喜因家庭生計困難，隨人到了三座塔（今遼寧朝陽縣），這里是明王朝的邊防屯衛地。開始是租地種菜，以后與當地人合伙種大豆磨豆腐，又以豆渣養豬。精打細算，生意日漸發展，有時也做小量囤積居奇，盈利一天天增加。合伙人便提出分家各自經營。分別經營以后，當地的那位合伙人不善管理，日漸衰落，以至無法維持，而曹三喜的生意卻日益發展，收購了原合伙人的破產作坊，繼續經營豆腐和養豬，以后利用賤價收購高粱釀酒，開設雜貨業，隨著三座塔人口增加，曹家生意日興月旺。至清光緒年間，清政府在三座塔設置了朝陽縣。當地流傳“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縣”。此時曹家生意已由朝陽發展到赤峰、凌源、建昌、沈陽、錦州、四平等地，經營范圍由豆腐、養豬、釀酒、雜貨發展到典當、日用百貨等。極盛時，曹家的商號遍及東北、華北、西北及華中各大城市，并遠設蒙古和俄國的西伯利亞、莫斯科。資本總額達到白銀一千萬兩，傳世二十四代，歷經三百余年。
祁縣喬家堡“喬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間由喬貴發開始發富的。喬貴發原系一貧苦農民，因生活所迫，與盟兄弟徐溝縣大常村秦某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背井離鄉，到了內蒙古薩拉齊廳老官營村，在一家吳姓的當鋪當了伙計。十余年后，多少有點積蓄，便轉到包頭西腦包開了一個草料鋪，并經營豆腐、豆芽、燒餅、切面以及零星雜貨，并無商號牌子。1755年（乾隆二十年）農業豐收，糧價低落，便大量買進黃豆，準備做豆腐，恰該年豆價驟漲，他們賣豆盈利更多，便掛出了“廣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復盛公”。隨著包頭的發展，復盛公營業旺盛，派生出了復盛西、復盛全、復盛油房、復盛菜園、復盛西店（客棧）、復盛西面店等等。其經營項目包括糧食、布匹、綢緞、煙酒、蔬菜、皮毛、鐵水、洗染、旅館、當鋪、錢店、票號等等，并且還發行了紙幣。以后又在歸化城設立通和店、大德店、德興店、德興長等經營糧食；設大廣順恒、晉泉源、德中庸經營錢莊；設立通順店經營皮毛、百貨；設立大德通，經營票號。喬家商業最盛時廣設于北京、太原、太谷、祁縣、西安、蘭州、南京、上海、杭州、漢口、廣州、沈陽、哈爾濱、張家口等地，全部資產約在白銀一千萬兩以上。
綜上所述可見，山西人遠足經商，實在是面對現實的雙重無奈：考不上學，當不了官，做不了仕；地窮不養人，想安逸地生活，老天不給條件。怎么辦？人總是要活的。怎么活？此處不留爺，爺奔他鄉去。
那些出走后歷經千辛萬苦而發財衣錦還鄉的人，又成了鄉里眾族所望，正所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于是乎，以至“相偕出奔，親朋引進”。正如開篇所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既然有條路可以光宗耀祖，為何不一起去？
前面提到，山西人因為考學難、生活難需要外出謀生。那么，到哪里去呢？普天下之大，何處是歸宿？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歷史此時推出了一個人，他就是內蒙古草原阿拉坦汗。
元朝滅亡之后，以元惠宗（順帝）妥懽帖睦爾為首的蒙古部眾被迫退到上都（今多倫縣西北正藍旗東上都河北岸），史稱“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國北方長期對峙，蒙古各部之間亦紛爭不斷。歷經170多年的風云變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孫阿拉坦汗（俺答）占據了河套地區。
阿拉坦汗是一位賢達開明的有作為的統治者，為發展地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他積極主張改善與明朝的關系，實現通貨互市，并多次派使者與明朝談判；可是明朝嘉靖皇帝一次一次拒絕阿拉坦汗的誠意，并殺害使者。蒙古人民不能長期忍受“鬢無釜”的艱難生活，最后導致阿拉坦汗不得不和明朝兵戎相見，率蒙古鐵騎旋風般穿越草原，包圍了京畿重地，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妥協，于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與阿拉坦汗在大同簽訂了“隆慶和議”，實現了北元與明朝間的通貨互市，在邊鎮建立交易市場。蒙古以自己的馬匹、皮毛換取內地的鐵鍋、糧食、茶葉和布匹，以滿足蒙古族的生活需要，亦補充明政府的軍馬來源。參與當時談判的徐渭曾賦詩道：“千里赤兔匿宛城，一只黃羊奉老營，自古著棋嫌盡殺，大家和氣免輸贏?！碑敃r通關互市之處，遼東方面有：鎮北關、廣順關、撫順、義州、新安關、鎮安關、大福堡、大康堡等；大同山西方面有：喜逢口、黑峪關、張家口、得勝堡、殺胡堡（即殺虎口）、新平堡、守口堡、水泉營等；延綏寧夏方面有：紅山敦、清水營、平虜廠、中衛廠等等關口。僅明代九達三軍馬匹數，即可想見這個市場上的交易規模。
此時，我們來聚焦一個地方，一個晉商無法忘記、現代人無限暢想的地方——西口。
西口位于山西、內蒙交界處的右玉縣，它實際上是長城上的一道關隘，真正的名字叫殺虎口。
在明代時，為了防止蒙古騎兵南下，這里曾駐扎了大量軍隊。明朝和蒙古部族關系緩和之后，它又被開辟為雙方貿易的市場。這里成為山西人進入西北地區的門戶。由于來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這個地方一度的商業繁榮。長久以來，提起右玉縣，沒名，一提起殺虎口來，叫小北京，有名。
我們從整個中國的角度打量山西所處的地理位置與它的周圍環境，就會發現，山西北依長城，與內外蒙古游牧民族地區接壤，南則與中原廣大農業地區連成一體，就這樣，山西成為畜牧業區和農業、手工業區的中間地帶。我們知道，中原生產和生活離不開耕牛、皮毛，特別是戰爭中要使用大量的優質的軍馬，而這些是蒙古草原的“特產”。而蒙古族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衣、食、日用品，則主要依賴于內地漢民族的農業和手工業。你有我需，雙方都有交流的實際需求與行動，山西，自然成了這種相互物資交流的要沖。雖然在漫長的歷史中，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和中原漢民族的政權打打殺殺，一會好得要命，一會兒殺得紅了眼睛，雙方時分時合，對南北物資交流干擾很大，但無論在和平狀態還是戰爭狀態，雙方的物資交流不論是公開合法地進行，還是隱蔽非法地進行，始終未能停止，因為無論生活與戰爭，都離不開物資，而部分物資只有交流才能獲得。山西人，因為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自然成了這種南北物資交換的中介人。漢初，山西人已經與匈奴在長城腳下互市?！稘h書》記載：“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比龂鴷r，“鮮卑酋長曾至貢獻，并求通市，曹操表之為王。鮮卑之人嘗詣并州互市”。宋代以山西為邊防，北宋與遼的關系是比較緊張的，但貿易并未中斷，當時，不僅在并州有交易市場，并州西邊“合河（今興縣）保德皆臨河，夏人西來，遼兵南下，聚于麟（州）府（谷）二州界上，對渡之臺河、保德當沖受敵，征調無時。遼夏皆利于互市，時以此為控御之道?；ナ幸钥暡?，易駝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藥、瓷漆器、姜、桂等物，易密蠟、麝臍、毛褐原、羚角、硇砂、柴胡、徒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其與民交易”。其間，并州知府雖曾奏諸“禁邊民無得私相貿易，而私販不能止”。為什么私販不能止？有暴利??！和現在的走私是一個道理。后來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中華一統，這種物資交流的商業活動自然更是具備了良好的政策人文環境。 直到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明政府與阿拉坦汗在大同簽訂了“隆慶和議”。
天時、地理、人和，歷史在這里終于交匯出了一個讓山西人奔向輝煌的軌跡：明代中期，由于土地兼并，賦役加重，政治腐敗，再加上北部韃靼和南部倭寇的侵擾，連年戰事不斷，人民群眾忍受不了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紛紛向外逃亡。到天順（明英宗朱祁鎮年號）末年（約1464年），從山西和河南逃到荊襄地區的流民就多達150多萬。明朝與阿拉坦汗通貨互市后，無異給晉陜冀邊民打通了一條生命通道，便有許多窮苦邊民以及因參與反對朝廷而遭官府緝捕者，為逃生或避難，紛紛越過長城，到“口外”廣闊的蒙古草地上謀求生存。阿拉坦汗出于為我所用、發展地方經濟的目的，便敞開胸懷接納了他們，給他們提供土地和氈帳、耕畜和牛羊，讓他們從事農牧業生產或鐵匠、木匠、毛匠等手工業勞動。由此揭開了晉陜冀邊民“走西口”的序幕。后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個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亂，殺虎口又成了供應大軍糧草的后勤基地。所以這一帶來往的客商很多，最終造成了這個地方一度的商業繁榮。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為了適應這種要求，到口外去發展商業，發展貿易，以至于后來的票號建立。所以，西口之外的異地他鄉，反倒成了晉商的發祥地。

• · 連載五：浮沉2 　|　 2009-12-04
• · 動物的準則 　|　 2009-12-04
• · 連載一：北大批判—中國高等教育有病 　|　 2009-12-02
• · 連載二：晉商之死 　|　 2009-11-30
• · 連載四：浮沉2 　|　 2009-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