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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載一:晉商之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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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23
    木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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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們可以這樣來解讀:山西是一塊被儒家思想文明浸濡著的厚土,更是山西這塊熱土上孕育了儒家思想。
    基于這種分析,再看前面提到山西人民在科舉道路上的戰績,那么,似乎可以這樣來理解:包括“票號總部”的平遙在內的晉商決不是看不起讀書科舉,而是在讀書科舉的路上,他們沒有足夠的“智力”與外省角逐。
    說這話,山西人可能要跳起腳罵人了:這不是說我們山西人腦袋瓜不好使嗎?且慢罵人,看數據。前面提到的是清代山西科舉狀況,那么,我們再來看一組數據:
    從隋煬帝大業年間開始,到清光緒年間廢止,一千多年來山西歷代有姓名可考的進士是多少?3725名。
    再看全國。隋文帝于開皇七年(587年)命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隋煬帝在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取士,成為以后的科舉。在整個隋朝的38年內,總共舉行了四至五次科考,總共取秀才、進士12人。整個唐朝的科舉取士約一萬人。南、北宋歷320年,總共開科118次,取進士兩萬人以上。元朝自仁宗至順帝時滅亡止,科舉時辦時廢,只曾舉辦約十次,取士一千余人。明朝歷277年開科89次,取進士17000人。清朝歷267年開科112次,進士26000人。一千多年來,歷代取進士74000多人。
    看看總數,就知道山西的教育與全國的差距有多大。
    中國教育電視臺的《千年文脈》節目中也曾講述了山西教育的歷史是怎樣的。這個節目中提到,山西的科舉從來是失敗的,每年的進士,或者說中舉者也只有江南水鄉一個省的十分之一而已。中國首任駐英公使、清朝外交家郭嵩燾說:
    “中國商賈夙稱山陜,山陜人之智術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廣,而世守商賈之業,唯其心樸而實也?!?BR>各項數據都告訴你一個不爭的史實:山西人在科舉考場上,是不能與其他地方人抗衡媲美的。
    蔡明同志式的問題來了:為什么呢?這是為什么呢?
    凡事都有淵源。其實,山西人在科舉考試上的弱項與山西的地理位置有關。我們查閱晉商的歷史,就會發現,地理位置這個因素如影隨形地伴隨著山西人,正所謂敗也蕭何,成也蕭何。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山西歷來屬邊關地區,和北方的少數民族來往密切,相對而言,受中原文化影響較小。既屬邊關,戰事自然頻繁,戰事頻繁,談何“安放偌大一張書桌”?教育不發達就成了上述最后的結果。南宋時期,國家的政治中心南移后,中國的經濟中心也逐漸南移,江浙一帶逐漸成了中國經濟中心。隨著經濟地位的提高,當地的人文環境也得到了迅速提升,江南地區也迅速成為中國的文化中心。經過南宋、元,到明清時期,江南士子幾乎占據了整個中國科舉的最高地位,明清兩代的三鼎甲幾乎80%來自江南(江蘇、安徽)和浙江。為了抑制這一現象,明清兩代都采取了一定的省級平衡政策,以保證科舉取士的全國均衡,但這一政策只是限制了江南地區的進士人數,并不能限制江南文人獲得三鼎甲。而在整個明朝,山西是防御蒙古南侵的重要戰略要地。大同為明朝九邊重鎮,和宣府(今宣化)構成了整個京師北部防御的核心地區。而其后的雁門關和內長城則構成了第二道防御陣地。再加上山西的地理條件及自然環境的逐步惡化,在經濟上就積貧積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明朝的山西文脈就比較弱。清朝定鼎之后,延續了明朝的政策,此時山西的戰略地位已經有很大下降,受到的戰爭威脅也減少了,但由于文脈較弱,也就是說基礎不好,在科舉取士上自然不可能有大的進展。
    在明清時期,在中國的經濟發展版圖上,江南地區的重要性已經遠遠超越山西這個內陸地區。經濟發展的狀況決定了文化的發展,自然也決定了信息的流通的效率。我們來看一個人的記載?!锻讼臊S日記》的作者劉大鵬,字友鳳,山西省太原縣(現為太原市郊區)赤橋村人,他幼年從師受業,立志讀四書五經求取功名,1878年考中秀才,1881年進太原縣桐封書院,第二年又進省城太原的崇修書院讀書,1894年中舉人。由于家境“不甚寬綽有余”,劉氏在中舉以前,即已出任塾師。但他對塾師這一社會身份始終不能認同,多次聲明這只是“糊口”的生計而已。在他看來,“讀書之士不能奮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來入于教學一途,而以多得幾修金為事,此亦可謂齷齪之極矣”。1895年,他到京第一次參加會試,名落孫山。這一次,他發現“京都習尚寫字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視,故為學之士,寫字為第一要緊事,其次則讀詩文,及詩賦,至于翻經閱史,則為余事也”。這一發現給劉大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一年半以后,他還在慨嘆“京都凡取士,總以字為先,以詩賦為次,文藝又次之”,社會風氣使“用功之士,寫字為要務,一日之中寫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終日寫字者”。劉大鵬還有個發現,就是發現自己考試用的“教材”竟然和江南地區的不一樣!1896年10月,劉大鵬請人從京城代買回一箱新學書籍,其中有賀長齡編的《皇朝經世文編》和葛子源編的《皇朝經世文續編》。劉大鵬用半年多的時間讀了買回的“經世”文章之后,終于認識到“當此之時,中國之人竟以洋務為先,士子學西學以求勝人,此亦時勢之使然也”。
    一個汲汲于功名的舉人竟然不知道晚清八股試帖,尤重小楷,竟然因買不到“新學”書籍,或買到而熟悉程度不夠而競爭不過久讀新學書籍的江南才子。而這些在當時的士人中應該是常識。由此可見劉氏家鄉因“僻處偏隅”,信息之閉塞了。各位,劉大鵬的家鄉是哪里?是太原??!由此你可推及山西其他地方信息在當時是如何的閉塞了。
    在這種環境與條件下,山西人怎么能金榜題名呢?除非做夢或者成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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