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一：晉商之死(2)

我們可以看出，諸多論點與意見，似乎都不能完全成立，諸多說法中并沒有一個讓孔先生和其他先生統一認識的論點。
那么，究竟是什么讓山西人如此大規模地經商呢？
自古至今，商人在中國各個社會階層中所處位置是比較低賤的。歷代的“士農工商”，商人總是排在最后一位?！俺①F農，而不樂于耕；朝廷賤商，而人日趨入市，則以為商賈之利勝于農也?！?《恰青堂詩文集》卷一)早在戰國時代秦國就規定私自做小生意的要罰為奴隸，“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西漢初年，規定商人不能做官、騎馬、乘車、穿絲綢衣服。就連商人的子孫也不能幸免。當時明令規定：“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除政治上的壓制外，對商人在經濟上的勒索也非常嚴厲，“重租稅以困辱之”。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園占有名田，違者沒收其田地奴僮。又如人頭稅，“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唐代規定“工商雜類，不得預于士伍”。此外，國家對商業活動也管理很嚴。唐代政府征當鋪典當稅、糧食買賣稅“四取其一”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商賈的財產稅，每緡稅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過關也要納稅。明代政府在各府、州、縣、市、集都設立了商稅機關“稅課司局”，并到處新設“抽分局”，以加緊對市民和商人的勒索。直到清代，清朝的統治者還說：“……觀之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于農，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中，迫不得已，人是不從商的。經商在外，“必適父母，別妻子，離鄉井，淹歲月，歸來無時”，“幸獲多資，走馬牽車捆載而歸，不幸則困死于外者往往也”。
中國人做什么，都愛和文化沾親帶故。其實，細究幾千年中國之所以不崇尚商業，實際上根源恰恰是文化的因素。在過去的中國，士農工商等級制本質上是儒家道德至上思想在社會秩序上的體現。儒家重視道德，因此在儒家看來，人的社會地位的高低應該是取決于該人的道德水平的高低。理想的狀態是：道德水平越高，你的社會地位就越高，道德水平高的人領導或管教道德水平低的人。朱子所謂：“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從理想角度講，士是讀書明理的圣賢之徒，當然道德水平最高。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與當時重義輕利的主流價值觀相悖，商人的道德水平是受到全社會批評的，即所謂無商不奸，唯利是圖，當然道德最卑下。農工兩者夾在中間。其中農民老實本分，故在工人之上。除過這一因素之外，另一方面，歷代帝王總結統治經驗深知，商業繁榮、城市發達之際，也往往是土地兼并和高利貸橫行之時，是王朝傾覆之日。因此，總是采取重農抑商政策。
那么，在這種深厚的社會環境背景中，山西人為什么經商者多？晉商興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孔祥毅并沒有給出答案，孔先生只是羅列、綜述了相關觀點并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實際是對上述的觀點加以否定了。
之所以開篇就分析這個問題，是因為這個問題的背后，實際是晉商興起的性質，以及這支馳騁商場五百年的隊伍飄揚的旗幟上應該寫什么樣的大字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