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蕩一百年下卷連載五(5)

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通過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它一方面繼續強調“國營工業企業是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的經濟組織。它的生產活動，服從國家的統一計劃。它的產品，由國家統一調撥?！蓖瑫r，則把大躍進時的“按需分配”改成了“按勞分配”，對遭到批判的計件工資制等制度予以恢復。 

1962年，全國的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壓縮到了46億元，僅為1960年384億元的12%，到年底，全國關停倒閉的工廠數達4.4萬個，占1960年9.6萬個企業數的44.8%，也就是說，在一年時間里關掉了將近一半的工廠。其中，冶金企業減少了70%，建材企業減少50%，化工企業減少42%，機械企業減少31%。同1960年相比，工業總產值大幅下降了47%，其中重工業下降57%，鋼產量跌到了667萬噸。在當時的工業界，把關停工廠和精減工人統稱為“拆廟搬和尚”。 

大躍進對中國經濟的災難性后果，日后有無數論文和書籍進行了反思、總結。國家統計部門的數據顯示，“二五”計劃期間（1958~1962），全國工農業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僅為0.6%，遠遠低于“一五”時期（1953~1957年）的10.9%。據美國學者麥克法夸爾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書中的測算，“大躍進給國民經濟造成的全部損失，估計是1 000億元，幾乎相當于‘一五’期間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兩倍”。 

在三年災害時期，還有兩個經濟事件值得記錄，一是包產到戶的試驗和夭折，二是大慶油田的發現。 

“吃飯不要錢”、“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只在很短的時間里讓農民感到幸福，很快，計劃經濟的低效率和荒誕性便非常清晰地一一呈現了出來。1961年3月，中共中央起草頒布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取消了農村部分供給制和公共食堂，但是人民公社的模式卻被肯定和固化了下來。 

這年6月，陳云回到家鄉青浦縣小蒸公社作了半個月的調研，同行的秘書周太和、經濟學家薛暮橋等人在日后都回憶了那次難忘的行程： 

地處上海城郊的青浦縣自古是最富足的魚米之鄉，可是，“大躍進”之后，這里的農民也只能頓頓喝稀粥。吃不飽飯的時候，農民把原本用做綠肥的紅花草也吃光了。陳云等人走在小鎮上，看見許多農民門口晾著麥稈，據當地人說，這是生產隊碾麥后分給農民的，可是家家戶戶都把麥稈重新晾曬后，放在簸箕里搓，結果還能搓下來許多麥子。陳云問一個老農婦，這么搓能搓下來多少麥子。老農婦說，攢起來能有一斗。陳云大驚。他很快猜出了答案：這是農民們故意在打麥場上不碾干凈，然后再把麥稈分回到家里，私下留了一點口糧。陳云感嘆地說，我們不能多拿農民的東西，你要拿，他們總是有辦法應付的。 

陳云去參觀公社的養豬場，干部們告訴他，去年一年公社養豬沒賺到錢，反而虧了3.8萬元，平均每個農戶要負擔16元，建豬場，搞基建還花了7萬元。陳云算了一筆賬，允許私人養豬的時候，平均一頭母豬一年生十四五頭苗豬，苗豬死亡率為6%，實行公養后，一頭母豬全年平均只生四五頭苗豬，苗豬死亡率竟高達89%。這么強烈的對比，又讓陳云大吃一驚。 

更讓陳云吃驚的荒唐事還有不少。到了傍晚，陳云聽到小鎮上合作商店的店員在吆喝：“棒冰，棒冰，兩分一碗?！彼芎闷?，棒冰應該論根賣，怎么會用碗賣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來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后通過國營商業渠道，運到縣里，再從縣里用汽車、小船運到各公社，公社再往大隊、小隊分，到了基層的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店員舍不得倒掉，就只好用碗來賣了。陳云聽了直搖頭嘆息：現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區劃來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過來。 

小蒸公社靠近黃浦江，過去有許多漁民下午開船到江上去捕魚，黎明運到上海城里去賣。實行統購統銷之后，青浦縣禁止漁民私自販售，捕上的魚必須運回青浦，賣給國營的縣水產公司和下屬的收購點，再由它們運到上海去完成供應任務。這樣多次來回運輸，自然就耽誤了時間，把活魚生生運成了死魚。漁民只好把鮮魚做成咸魚上交，從此，上海城里的鮮魚越來越少，甚至連咸魚也因為運輸費和手續費一加，價格比以前高了不少。陳云了解到這一情況后非常驚訝。他親自找來青浦縣委和水產局的負責人談話，勸他們準許漁民直接去上海賣魚。那些負責人很為難，他們說，如果這樣做，必須要改變現在的供銷社制度。陳云聽罷，沉默良久，然后深嘆一口氣，對周太和說：“我一個黨中央副主席，連這樣一個小問題都解決不了，實在對不起人民?！痹谄浜髮⒔?0年時間里，上海市民只能吃到黃浦江里的死魚。 

任何一種經濟制度，當它固化成型之后，即便是它的設計者也無力變更它內在的邏輯，這正是陳云在小蒸公社所遭遇的情景。在與老鄉們交談時，陳云問：“我是好人，還是壞人？”眾答：“好人?！标惤又f：“我雖是好人，結果辦了錯事情?！被氐奖本┖?，陳云給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隨附三個調研報告，其中包括《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等。 

就當陳云在家鄉作調研時，在安徽、廣西等地正刮起一股包產到戶的“單干風”。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安徽曾經是最積極的省份之一，可也是付出代價最大的地區之一。在1959 ~1961年的三年中，安徽總人口凈減439萬人，而在之前的六年間，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萬以上。據《劍橋中國史》的記載，“安徽可能是人口減少最嚴重的，1960年全省的死亡率猛增到68%，為全國平均數的3.5倍多”。正是在如此的絕境之下，1961年2月，省委書記曾希圣提出“按勞動力分包耕地，按實產糧食記工分”的聯產到戶責任制新辦法，先是在每個縣搞“責任田”試點，然后漸漸推廣，在短短兩個月里，就讓全省39%的生產隊都推行了新政策。曾希圣還在3月底專門給毛澤東寫信，為“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做法進行辯護。國家糧食部專門對該省肥東縣兩個叫做路東和路西的生產隊進行了對比調研，路東隊實行的是責任田模式，結果夏收糧食畝產112斤，秋收畝產245斤，而吃大鍋飯的路西隊，夏收和秋收畝產分別是100斤和195斤。幾乎就在安徽搞包產到戶的同時，廣西的龍勝縣也開始分田單干的試驗，全縣1 994個生產隊有一半把土地分包給了農民。農村工業部部長鄧子恢親自南下作調研，并給予了肯定。其子鄧淮生后來回憶，他曾問父親對包產到戶的看法，鄧子恢說：“包產到戶不是單干，是農村經濟管理的一種形式，因為土地所有制沒變??！好比工人計時做工和計件做工，計算單位時間內生產多少個零件。農民也一樣，要算一年內交多少糧食。工人做工可以包工包料，農民種地為何不能也采取這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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