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蕩一百年下卷連載五(4)

一是因悲情而引發的新一輪激進。1958年之后，中美關系因臺灣海峽問題持續緊張，美國太平洋艦隊游弋于東部海域；在西面，中國與印度因領土糾紛爆發區域性戰爭；而中蘇關系一緊張，整個北方地區又受到威脅。于是，一種孤立感以及因此而引發出的巨大悲情，使得中國領導人陷入更大的自我封閉和自傲情結之中。 

二是因外來威脅的加大，導致了工業布局的畸形化。一些原本設立在東北和沿海等地的重要工廠內遷到中部地區，工業布局以“備戰備荒”為戰略指導，到1964年，開始大規模的“大三線”建設。 

內外交困，時局艱險，年輕的共和國在它的第十個年頭遭遇了空前的困難。讓人嘆息的是，在這期間，中央決策又因種種原因發生了幾次進退搖擺。 

在災情初起的1959年，鋼產量指標仍然被高高地定在1 300萬噸。這一年7~9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原本決定對當前的失控進行反思，而最終的結果卻以更激進的方式閉幕，對“大躍進”持有不同看法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等人遭到嚴厲批判，會議最終達成的共識是：形勢大好，前途光明，繼續大躍進。 

廬山會議的風向突變讓中國失去了一次清醒的機會。到1960年初，決策層內的反思聲音再起，各種經濟指標被壓了下來，可是，中蘇關系交惡后，激進情緒再度陡然升溫，又提出要煉“爭氣鋼”，爭取當年生產鋼2 000萬噸。正因為這種政策上的失誤，局勢日漸惡化，最終釀成重大的悲劇。 

一直到1961年，為了走出絕境，中央才逐漸調整激進的經濟政策，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當時主要展開的工作有兩塊，一是解決吃飯問題，二是把工業速度降下來。 

當務之急，自然是緩解糧食危機。要在短時間內迅速提高糧食產量，是絕無可能的事情，而僅僅靠清華大學的“增飯法”，卻只能暫時騙騙肚子。于是，中央政府采取特別方式，從進口糧食和減少城鎮人口兩個方面下手施救。 

1961年1月，國務院決定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先是確定進口150萬噸，很快就增到250萬噸。經辦此事的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回憶，在對待進口糧問題上，當時黨內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因為不久前還在喊糧食吃不完了，現在突然要向萬惡、腐朽、即將滅亡的資本主義國家買米吃，丟不起這個臉，因此，糧食進口工作一直處在極其保密的狀態下。相關事宜是委托香港的中資公司華潤和中國銀行經辦的，先是從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法國訂購了大量糧食，后來連美國糧食也通過轉口貿易進來了。從1961年到1965年，國家每年進口糧食500萬噸左右。 

進口糧食需要外匯，能夠換回外匯的商品不多，除了煤炭之外，主要的就是棉花，于是就縮減棉布的供應。1960年，全國居民所分配到的布票人均少了1尺。據外貿部的計算，每人減少1尺布，用于出口可得5美元，全國總計就是3 500萬美元，能多進口10億斤麥子。 

歷史學者陳明遠在《布票的故事》一文中記載，四川城鎮起初每年每人15尺布票，可以做一套衣褲，1959年，布票一下子減少為每年每人7尺4寸布票，個子小的還能做件上衣，個子大的就頂多混條褲子了。到1960年再減半，只發3尺7寸布票，當時買一雙襪子要二寸布票，也就是一個人一年分到的布票只夠買十多雙襪子。1961年上半年，上海市區每人只發給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不夠縫制一套成人的衣服。山東城鎮每人的布票更只有1尺6寸。物資的空前短缺，可見一斑。 

即便全國人民少吃減穿，還是無法緩解糧食危機。196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下發《關于精減職工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提出在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陀^地說，在糧食供應無法增多的情況下，這個不無殘酷的決策最終起到了緩解的作用。 

從1958年起，為了大煉鋼鐵，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力被征調到城市里，在三年里共新招收職工2 500多萬人，城市人口從9 900萬陡增到1.3億，這自然造成了糧食的供應緊張。當經濟突然大蕭條后，工廠里馬上出現了人浮于事的現象，紡織工業停了500萬錠，食品工業三年增加了55萬人，很多工廠的工人無工可做。根據計算，從城里精簡2 000萬人，可減少供應糧食30億斤。中央的《精減通知》指出：“這次精減的主要對象，是1958年1月以來參加工作的來自農村的新職工（包括臨時工、合同工、學徒和正式工），使他們回到各自的家鄉，參加農業生產?！?nbsp;

從精簡政策實施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1 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數減少2 800萬人。事實表明，這一政策緩解了城市供應的緊繃狀況，也對農業的休養生息起到了復蘇的作用。以堅忍和溫順出名的中國農民從來是中國經濟最大的支撐者，他們在正常的年景里貢獻廉價的農產品，一旦發生危機，廣袤的農村就成為成本最低的“泄洪區”，這種情景在日后將一再發生。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工商經濟的成長從來就在吃“農民的紅利”，城里人虧欠農民的實在太多。 

在2 000多萬被精簡下鄉的人中，就有一個16歲的農村青年名叫魯冠球。 

魯冠球的家鄉在浙江省蕭山縣的金一村童家塘，與杭州市隔錢塘江相望，他從小的夢想就是能夠進城當一個工人。1958年，在大煉鋼鐵的熱潮中，小學還沒有畢業的他就被征調進了蕭山縣城，在一個打鐵合作社當上了鍛工。三年學徒期滿，工資從最初的14元加到了36.5元，這讓他很是滿意?？墒蔷驮谛鹿べY拿了兩個月之后，他突然被精減掉了，卷起鋪蓋回到了童家塘。很多年后，他回憶說：“那時，我想得很清楚，不種地。我覺得農民吃不飽，穿不暖，所以一心就想做工人。我籌了110塊錢，搭起草棚開了一間修理鋪，開始為村里修自行車。那時農村自行車少，生意很淡?！?nbsp;

發生在1961年的這次大精減在少年魯冠球的心里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金一村距蕭山縣城不到兩公里，可從此他再也沒有回去工作過。他說，“我發誓從此不再進城，我就在農村辦工廠?！?0年后，一心想做工人的魯冠球成了中國最著名的農民企業家。 

在設法緩解糧食危機的同時，國家還必須把過快的工業速度降下來。 

1961年一季度，各項工業指標發生重大潰亂，25種主要工業產品中，除了食糖，其余均比上一年四季度下降30%~40%，決策層這才承認現實，開始踩急剎車。在5月21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各項指標大幅下調，提出“堅決后退”和“必須退夠”。毛澤東無奈地說：“退得夠，這樣好。無非是外國人罵，說中國人不行。我們現在就要老老實實地承認沒有學會，還要十一年才能搞好，至少要十年。不退，你有什么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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