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蕩一百年下卷連載五(3)
1959年初,很多蘇聯專家向國內抱怨,中方的一些企業撤銷了按蘇聯技術方案和技術規程設立的技術部門,取消了必要的技術規格和標準,他們表面上仍留在崗位上,享受薪金,承擔合同規定的生產責任,但實際上已無法履行自己的職責。武漢冶金公司的12位蘇聯工程師說他們已經有三個月沒有工作了。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一設計院的中方領導有8個月沒有與蘇方專家見面。
最能生動地體現中國自主性的事件,是“鞍鋼憲法”的誕生。
鞍山鋼鐵廠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被稱為“共和國鋼鐵工業的長子”?!耙晃濉庇媱潟r期,鞍鋼共完成基建投資總額15.45億元,占全國同期冶金工業基建投資總額的1/3。五年累計,鞍鋼共生產鐵1 090萬噸,鋼846萬噸,鋼材566萬噸;分別占全國同期總產量的54.3%、50.8%、42.91%,可謂是半壁江山。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央寫了《關于工業戰線上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在列舉大量事實后,提出要“繼續徹底地批判堅持一長制、實行經濟和技術掛帥、依靠少數專家辦企業的資產階級路線,堅決地貫徹執行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政治掛帥、依靠廣大群眾辦企業的無產階級路線;繼續徹底地批判和克服教條主義,進一步樹立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使運動一浪高一浪地向前發展”。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非常興奮,于3月22日作了重要批示:“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職工10多萬,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他們認為‘馬鋼憲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前的情形,這是第一階段。一九五九年為第二階段,人們開始想問題,開始相信群眾運動,開始懷疑一長制,開始懷疑‘馬鋼憲法’……現在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颁搼椃ā谶h東,在中國出現了?!?nbsp;
馬鋼即蘇聯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公司,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它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管理和技術標準,被尊稱為“馬鋼憲法”,是蘇聯工業模式的一個驕傲?!鞍颁搼椃ā钡奶岢?,顯然是針對“馬鋼憲法”而言的。
“鞍鋼憲法”的核心經驗有兩條,一是“兩參一改三結合”,二是政治掛帥。
“兩參一改三結合”即是: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在生產、技術、管理等改革和改進上實行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相結合,它被認為是“我國對工業企業實行民主管理和科學管理的一條極具特色的重要經驗”。
關于政治掛帥,時任鞍山市委第二書記、鞍鋼黨委第一書記兼經理袁振的表述是這樣的:“‘鞍鋼憲法’的基本內容,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政治掛帥,堅持大搞群眾運動,堅持不斷革命,堅持總路線、大躍進?!颁搼椃ā敲珴蓶|思想在經濟工作中的具體體現,是無產階級辦企業的根本路線?!边|寧省委書記李東冶則直接將“鞍鋼憲法”與“馬鋼憲法”進行了對比,他說:“鞍鋼憲法的實質是什么呢?中央批示中指出,實質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問題,就是黨的領導,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馬鋼憲法’是什么?一不要黨的領導,二不要群眾運動,三是單純技術觀點?!?nbsp;
5月23日,冶金部在鞍山召開現場會議,號召全國企業學習和推廣“鞍鋼憲法”。
一個多月后的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提出撤走全部在華工作的專家。在外交照會中,蘇方提出的理由是:“最近,中國方面在處理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問題上開始推行一條顯然是對蘇聯不友好的路線,這與條約的規定以及社會主義國家間通常的關系準則是相抵觸的……所有這些都傷害了蘇聯專家們的感情,中國方面對他們的不信任引起了他們的憤怒,使得他們被迫向蘇聯政府提出回國?!睆?月28日到9月1日,蘇方撤回專家1 390人,停止派遣專家900多人,同時中止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343份,廢除科學技術合作項目257項。到1960年12月,留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只剩下一個人。
蘇聯專家的撤走,是中蘇兩國在多種立場、利益上的分歧的總爆發,兩國關系從此徹底毀壞。
“撤走令”事先毫無預兆,今日貿然下令,明天卷席走人,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充分體現了赫魯曉夫粗暴、獨斷的領導風格。就在這一年4月初,中國國務院外國專家局還呈送了一份報告,認為“專家工作有了很大的改進,專家們心情舒暢,干勁充足,工作效率顯著提高”。5月20日,國務院按照慣例發出了下一年聘請蘇聯專家有關事項的通知,要求各部門做好續聘和增聘工作,直到6月17日,國家科委和外國專家局還聯合制定了蘇聯專家幫助中國進行重大科研攻關的分工管理辦法,并下發全國。這表明,盡管兩國在過去幾年有種種的摩擦、爭吵和不愉快,卻沒有導致決裂的必然性??梢?,7月的“撤走令”來得有多么突然和絕情,它不但擾亂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傷害了中國人民的自尊心。
不過,后世也有專家對“撤走令”的客觀后果有自己的觀察。沈志華在《蘇聯專家在中國》一書中便認為,蘇聯專家的全面撤走對中國經濟建設的負面影響,過去似乎估計過高。他認為:“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國官方過分強調了蘇聯撤退專家在造成20世紀60年代初經濟困難中的作用?!睋难芯?,自“156工程”完成之后,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專家對中國的援助重點放在了軍事工業上,特別是核武器的研發上。從1 000多名經濟專家分布來看,八成以上集中在國防企業及與國防工業有關的部委和科研機構中,還有一成多為冶金、化工和水電專家,在煤炭、石油、建設、輕工、農業及鐵路運輸等部門,都只有極少量專家,最少的1個人,最多的7個人,而在水產、糧食、紡織等部門則已經沒有蘇聯專家。因此,就如同在農業領域發生的問題一樣,蘇聯專家的撤走對工業經濟的影響并不是決定性的,經濟的衰退大多是因為決策的失誤。事實上,蘇聯人的撤走造成了兩個連帶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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