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計劃”與寂寞的文學翻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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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報記者張晶 提起法國文學，你首先會想到什么？雨果、巴爾扎克、昆德拉，除了這些鼎鼎大名之外，是否遺落了一份人們所不熟悉但同樣重要的名單？如果沒有“傅雷計劃”，伊萊娜·內米洛夫斯基、讓－雅克·桑貝、米歇爾·烏爾貝克等作家的作品或許要過更久的時間才能夠和中國讀者見面。

這個以中國著名翻譯家傅雷命名的翻譯資助計劃，誕生于1990年，由法國外交部和法國使館共同創立。事實上，法國使館在世界上超過70多個國家設有類似的資助出版計劃，比如在西班牙的塞萬提斯計劃、印度的泰戈爾計劃、俄羅斯的普希金計劃等等，但唯獨在中國，選用了一位翻譯家而非作家來命名。法國駐華使館文化處文化專員柯蓉對此的解釋是，“傅雷先生曾翻譯過巴爾扎克、羅曼·羅蘭、梅里美和伏爾泰等法國作家的作品，是中國最偉大的法語翻譯家”。不妨略舉一例，來看看所謂翻譯大家的過人之處。多名譯者曾經試手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開篇一句，傅譯版本是“江聲浩蕩，自屋后升起”；許淵沖先生的譯作為“江流滾滾，震動了房屋的后墻”；韓滬麟先生的版本則是“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動”；還有一位天津版本的譯者，自覺高山仰止，索性繞過這句不譯，當然有人辯稱這是翻譯理念不同所致。

在很多國家，出版翻譯作品通常很難贏得良好的市場回應，一位翻譯人士稱，在美國，一本翻譯作品銷量如能突破2000冊就已是打破常規，能達到3000冊則非常值得慶祝。這樣一來，作為一個國家文化傳播機構的使館文化處，如果想讓本國作品得以順利出版，便在其中充當著類似“慈善家”的角色，為出版社或譯者承擔一部分費用。從波蘭到匈牙利，幾乎每個歐洲國家都有這種對外翻譯的資助項目。

對中國而言，早已告別“傅雷時代”的文學翻譯曾經歷過一段風起云涌的繁榮時代。在1992年中國未加入國際版權公約組織之前，由于譯介國外圖書無需繳納版稅和相關費用，大量文學作品得以涌現。隨后因為版權費用的高門檻，外國文學作品的引入一度陷入困境。而法國使館的“傅雷計劃”則幾乎伴隨著這一時期出現，可謂是為當時低迷不前的法國圖書出版帶來了福音。在2000年以前，“傅雷計劃”正是主要集中于負擔版權費用。中法雙方版權洽談成功后，經申請可由法國外交部支付版權費；2000年之后，則轉向資助出版和宣傳活動。

雖然國內的出版社漸漸熟悉了國際市場上的通行規則，對版權開始尊重和維護，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翻譯真正迎來了它的春天?？氯匾灿^察到，這些年國內的法語譯者為數不少，但真正優秀的卻不多?！俺霭嫔绾妥g者都有各自的困難：對于出版社，圖書版權轉讓費用有時會很高，對出版外國作品會冒著市場狹小的危險；對于譯者，報酬較低而且工作繁重卻少有得到承認?！?

當年傅雷先生每天譯1000多字，日收入20多元，即可保障生活無憂。如今如果遵照國家版權局制定的《出版文字作品報酬規定》(1999)，翻譯稿酬在20－80元／千字，國內通行的多是60元/千字。翻譯家施康強曾經算過一筆賬，假如專職做翻譯，以每周5個工作日，每年工作40周計算，譯40萬字需要整整200個工作日。辛苦一年，交稿后等出書，出書后等遲遲不肯賜下的稿費，預期稅后收入為2萬元左右，也即平均月收入約1600元。而出版社為搶占市場加快出版流程的要求，難免造成大量譯本的粗制濫造，昔日所謂“一字之煉，旬日躊躇”的傳統也漸漸成了奢望。200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哈利·波特七》，7月份拿下中文版權，10月就要出中文版，給譯者只留下3個月的時間，最終甚至出現姐妹倆弄混的硬傷。而一部《杰克·韋爾奇自傳》，其中竟有1800多處錯誤。

2009年1月，法國使館文化處開始設立“傅雷翻譯出版獎”，希望借此贏得慢工細活，出現更好的譯者和譯本。很難說究竟有多少人還熱衷于閱讀文學——想必為數不多，否則單靠市場力量便可以維系這些讀物的生存，在這樣的閱讀生態下，幸虧還有像“傅雷計劃”這樣的項目，至少給人們提供了另一種選擇，也讓生存狀態邊緣的文學翻譯看到一絲曙光。

鏈接其他著名的翻譯出版資助機構

歐洲：波蘭圖書學會（BookIn－stituteofPoland）、丹麥文學藝術委員會、挪威海外文學組織（Norwe－gianLiteratureAbroad）、荷蘭文學生產翻譯基金（FoundationforPro－ductionandTranslationofDutchLiterature）、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瑞典學院（SwedishInstituteinSweden）和德國歌德學院（Goethe-Institute）。

亞洲：日本文學出版計劃

（Japanese Literature PublishingProject）和韓國文學翻譯學會（Kore－anLiteraryTranslation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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