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南泉
2004年5月26日，普京在其連任后第一次發表的總統國情咨文中說，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起，俄羅斯在發展中走過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打破了過去的經濟體系，習慣的生活方式也隨之被打破，出現了尖銳的政治和社會沖突，社會經歷了嚴重困難。第二階段是清除舊建筑坍塌的廢墟，同時成功地制止了危險的經濟和政治發展趨勢。普京認為，在不久前才開始走向發展現代化俄羅斯國家的第三階段。在這個階段，俄羅斯才有可能高速發展和解決大規模的社會問題，才有了足夠的經驗和必要的手段，可以為自己提出真正長期的目標。
顯然，俄羅斯發展的第一階段指葉利欽執政時期，第二階段指普京總統的第一任期，而第三階段則指的是起始于普京當選第二任總統以及以后的梅普與普梅時期。
在普京第一任期內,從政治方面來講，通過政治治理與社會整頓，使俄羅斯社會從無序、混亂走向有序和政局相對穩定；強化了中央權力，調整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成立了7個大聯邦區，由總統任命聯邦區的全權代表；建立了國家權力垂直體系；葉利欽時期聯邦主體通過的法規中有3500多項不符合俄羅斯憲法和聯邦法律，到2001年有4/5已得到修正。(《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頁)
從經濟方面來講，俄羅斯經濟從嚴重的危機狀態擺脫了出來，走向復蘇，進入了經濟增長期。在普京第一任期的4年內，GDP累計增長近30%。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1999年職工月均工資為64美元，養老金僅為16美金，并且經常不能按時發給。而到2003年這兩項指標分別增加到180美元和60美元；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居民從1999年占總人口的 29.1%下降到 2003年的22.5%；失業率從1999年的12.6%下降到2003年的8.4%。
從外交方面來講，4年來，普京在對外政策作了很大的調整：十分明確地要求外交政策要為國家發展爭取有利的環境服務。強調“穩定的經濟——這是民主社會的主要保障，是世界上受尊敬的強國的基礎的基礎。”（《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頁）普京執政以來，一再強調對外政策領域所做的一切都要服從于國內發展經濟這一主要任務。這個思想，也是普京調整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強調外交工作要奉行對外擴大合作、減少與外部世界沖突，在實際的外交工作中奉行靈活和實用主義的政策，積極爭取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與世界經濟接軌，努力爭取參加WTO。在普京第一任期，中俄關系也有了明顯發展。
普京取得政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對他的治國思想、方略與政策調整進行分析，可能會提高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普京實現的總目標與治國思想
普京在2000年5月就任俄羅斯第一任總統時，俄羅斯正處于數百年來最困難的一個歷史時期，大概是俄羅斯近200---300年來首次真正面臨淪為世界二流國家，抑或三流國家的危險。普京面臨的形勢是十分復雜的，其中經濟問題尤為突出。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普京提出了富民強國的競選綱領，大聲疾喚——戰勝貧困，改善民眾生活，洗刷掉國家貧窮的恥辱，還國家以經濟尊嚴。
為了實現富民強國的經濟綱領，普京一方面堅持葉利欽時期轉軌的大方向，即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另一方面，針對葉利欽時期轉軌中存在的問題，對在政治、經濟轉軌的具體政策等方面提出新思路與新方針，把轉軌的重點由過去主要是摧毀舊制度轉向主要是建設新制度。
普京的治國思想，是他1999年底發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羅斯》綱領性文章中提出的“俄羅斯思想”。
(關于 “俄羅斯思想”基本內容的論述，詳見《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10頁)它包含的內容是：“愛國主義”，即對“自己的祖國、自己的歷史和成就而產生的自豪感”；“強國意識”，強調俄羅斯過去與將來都是“強大的國家”，這“決定著俄羅斯人的思想傾向和國家的政策”；“國家觀念”，即認為擁有強大權力的國家“是秩序的源頭和保障，是任何變革的倡導者和主要推動力”；“社會團結”，強調俄羅斯人向來重視“集體活動”，“習慣于借助國家和社會的幫助和支持”來“改善自己的狀況”。
十分明顯，“俄羅斯思想”實質上是帶有濃厚俄羅斯民族主義色彩的愛國主義，其核心是“國家”的觀念，即突出國家的地位與作用，恢復俄羅斯的大國和強國地位。關于這一點，普京在2000年7月8日向俄羅斯聯邦會提交的總統國情咨文中說得更加明確。他說：“俄羅斯惟一的選擇是選擇做強國，做強大而自信的國家，做一個不反對國際社會，不反對別的強國，而是與其共存的強國。”在普京看來，針對葉利欽時期存在的問題，為建立強大的國家政權，應遵循下列方針：“——使國家政權機關和管理機關結構合理化，提高國家公務員的專業素質、紀律性和責任性，加大反腐敗的力度；
——以選拔優秀專家原則為依據改革國家干部政策；
——為在俄羅斯建立一個生機勃勃、能使政權保持平衡并得到監督的公民社會創造有利條件；
——提高司法權力機關的作用和威望；
——完善聯邦制關系，其中包括預算財政領域的關系；
——同犯罪做積極主動的斗爭。”
普京認為，為了使俄羅斯成為強大的國家，應使經濟成為有效的經濟。
治國方略與政策
為了論證普京的治國思想通過什么樣的治國方略及政策得以實現，并在此基礎上判斷俄羅斯社會今后的發展方向，人們給普京本人和在他治理下的俄羅斯貼了各種各樣的政治標簽。
不少人把普京推行的政治、經濟體制轉型的基本政策，歸結為實行“可控的民主”與“可控的市場”，還有人把“可控的民主”與“可控的市場”稱之為普京的發展道路即俄羅斯社會的發展道路。
在我看來，說得簡單一點，所謂“可控的民主”是針對葉利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由此造成的社會無序而言的。如果不克服這種狀況，就不可能使政局穩定并建立起必要的社會秩序，經濟也不可能得到穩定發展。“可控的市場”（有人指這是普京構建了可調控的市場經濟模式），亦是針對葉利欽時期失去國家調控的無序的與混亂的市場經濟而言的。“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場”實際上只是在俄羅斯，在針對葉利欽時期的情況才具有意義，是普京根據俄羅斯的具體情況所推行的在特殊歷史時期的一種特殊政策。所以，把“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場”視為一種政治體制模式與經濟體制模式，或視為俄羅斯社會的發展道路，都是缺乏理論根據的。從普京推行的政治、經濟體制轉型政策來看，一直是堅持實施以體現俄羅斯思想為基本指導思想的治國方略和政策，因此，他的治國方略或基本政策仍是兩條：政治上集權化與經濟上自由化。
普京執政以來，為了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強化國家權威，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化不斷加強。其原因正如我們在前面提到的，主要是由于在葉利欽時期存在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腐敗盛行，貪污腐敗和團伙犯罪已經達到創記錄的地步；地方主義泛濫，中央對地方嚴重失控；對恐怖主義束手無策，車臣問題是個典型例子；逃稅的影子經濟猖獗；大量資金外流，等等。普京認為，產生這些弊病的根源是國家的軟弱無力。因此，普京在政治領域的整治政策是，加強國家權力機關的權威，增強中央的集權。這也是普京每次講話反復強調國家作用的基本原因。
為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普京提出的方針是，堅持整頓權力機構的秩序，并逐步實現國家現代化。這方面的主要任務是：完善政治制度；改善聯邦主體的條件和建立發展俄羅斯的法律保障。
從普京執政的第一個任期情況來看，在國家權力的整頓與建設方面取得了不少進展：調整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強化了聯邦中央的權威，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加強了對新聞媒體控制與引導，2001年4月26日俄國家杜馬通過了《新聞媒體法修正案》；推進政黨制度建設，2001年通過《政黨法》；采取措施排除寡頭對政治的干擾；加快司法改革，加強對腐敗的打擊力度；下決心加快行政機構的改革，目標是消除官僚主義、官員腐敗和管理低效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
普京在2004年3月15日凌晨當選連任后，同媒體見面時就強調：“我們要建立這樣一種制度，以使任何官員也不能以國家利益為掩飾中飽私囊”。“對俄羅斯這樣一個復雜、處于發展轉折關頭的國家，沒有最高國家權力和管理機關是不可想象的。這將導致混亂，所有的人都將受害。這是不能允許的。”
普京連任后，在談到改革時，一再強調最首要的任務是進行強有力的行政改革，并且很快著手進行，對政府進行大改組。政府內閣成員由30個精簡為17個，政府副總理由原來的4人減為1人。行政改革的目標不僅僅是為了從制度上來強化打擊官僚腐敗與提高管理效益，也是為了保證經濟穩定發展與經濟轉軌的順利推進。任何一項經濟轉軌政策（哪怕是非常完善的政策）要取得效益，如果遇到行政體制的嚴重阻礙，那也是不可能的。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中央集權會發展到什么程度，會不會發展到極權，乃至獨裁。對于這個問題，普京一再強調，他決不會回到斯大林時期的那種體制軌道上去。普京早在1999年12月發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強調指出：“現今俄羅斯社會不會把強有力的和有效的國家與極權主義國家混為一談。”他在回答對昔日俄羅斯帝國的強盛是否有“懷舊感”的問題時，他回答說：“沒有，因為我認為，帝國治理形式不會長久，是錯誤的。它導致垮臺”。（《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頁）
筆者認為，俄羅斯政治上的集權化不大可能發展為極權化或變為獨裁政治。
普京執政前后兩個任期期間，雖然經過治理，社會不斷走向穩定，經濟連年增長，但是仍然存在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并且有些問題日趨嚴重。例如，犯罪案件不斷上升，恐怖事件連續不斷，2004年兩架客架同時墜毀，莫斯科地鐵車站自殺性爆炸與別斯蘭中學人質事件等，使俄羅斯民眾越來越感到恐懼和缺乏安全感；政府管理部門效率低下，腐敗嚴重；車臣問題的最后政治解決也非易事；還有相當一部分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如何處理好寡頭的關系也是個復雜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需要通過加強國家權力，強化中央垂直領導等手段，來提高人民解決以上種種社會經濟問題的信心。
普京實行的政治集權化政策，是在俄羅斯特定條件下采取的一種措施。當俄羅斯社會經濟有了較為穩定的基礎，政治集權化最終就可能服務于民主進程的發展。當然，這個轉化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普京提出的治國思想——俄羅斯思想，“是一個合成體，它把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觀與經過時間考驗的俄羅斯傳統價值觀，尤其是與經過20世紀波瀾壯闊的100年考驗的價值觀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頁）因此，今后俄羅斯社會的發展，排除政治民主，或者說一味的實行“可控的民主”方針，這在理論上也很難說得通。正如在2004年5月普京發表的總統國情咨文中所說的：“我國人民的意志和俄羅斯聯邦的戰略利益要求我們忠于民主價值。”
俄羅斯的政治體制還遠不能說已完全定型，今后一個時期（如十年）內，仍有影響政治體制的不少不確定因素，如總統的地位與權限最終如何確立，如何進一步完善政黨制，今后政府內閣是一種具有較大獨立性的責任內閣，還是靠總統班底運行權力；聯邦與地方之間如何實現均衡的分權等。這些不確定因素對俄羅斯今后政治上集權化的發展趨勢，將從多方面產生影響。應該看到，俄羅斯經過十多年的社會變遷，大致形成了權力相互制約的政治體制框架。經過一段時期的改革和各種關系的磨合，政治體制更大的可能是走向更成熟化和法制化。
另外，從國際背景來看，當前的俄羅斯與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斯大林執政時期的蘇聯根本不同。俄羅斯走向極權必然會遭到西方的反對。再說，俄羅斯如果把自己重新孤立起來，不融入世界經濟，要達到振興的目標也難以實現。
當然，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推行民主政治的過程將是曲折的，不會是很順當的。普京在2004年的總統國情咨文中說：“年輕的俄羅斯民主在其形成過程中取得了顯著成績。誰今天不愿意承認這些成就，誰就不夠誠實。但我們的社會體制還遠遠談不上完善，我們應該承認——我們正處于起點。”
關于經濟，可以說，普京實行的是“自由經濟”政策與發展方針。他強調的戰略是，通過政治上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與加強中央權力，保證俄羅斯實現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1999年11月普京就明確地說：“我相信，只有市場經濟能讓我們實現目標。政府必須把市場經濟改革一直進行下去，直至市場經濟能夠全面運作時為止。”2000年1月18日，普京在新一屆杜馬的講話也表示了俄羅斯將廣泛實施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他敦促國家杜馬批準久拖未決的土地私有化。同時，普京強調，這種市場經濟不是像葉利欽時期那樣的野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文明的、建立在法律與平等競爭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這也是一種符合市場經濟一般原則要求的“自由經濟”。
有關實行“自由經濟”的改革與發展方針，是普京反復強調的一個基本觀點。他在2000年的總統國情咨文中說：“我們極為重要的任務是學會利用國家工具保證各種自由——個人自由、經營自由、發展公民社會機構的自由。”“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減少行政干預，增加經營自由——生產、買賣和投資的自由。”2001年7月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講：“我們明白俄羅斯努力方向是什么，即追求經濟的自由化，杜絕國家對經濟的沒有根據的干預。我要說明一點，只是杜絕沒有根據的干預，不是完全取消國家的調節職能，而是要杜絕沒有根據的干預。”他還接著說：在經濟領域，始終不渝地反對經濟官僚化，而主張經濟自由化。
為了實現其“自由經濟”的改革方針，針對葉利欽時期存在的問題，普京還特別強調以下幾點：
第一，加強國家對經濟的調控。普京在其《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指出：“俄羅斯必須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建立完整的國家調控體系。這并不是說要重新實行指令性計劃和管理體系，讓無所不包的國家從上至下為每個企業制定出工作細則，而是讓俄羅斯國家成為國家經濟和社會力量的有效協調員，使它們的利益保持平衡，確立社會發展最佳目標和合理參數，為達到這一目的創造條件和建立各種機制。”他還強調：“在確定國家調控體系的規模和機制時，我們應遵循這一個原則——需要國家調控的地方，就要有國家調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
第二，在經濟轉型的方法上，今后“只能采用漸進的、逐步的和審慎的方法實施”，切忌90年代機械搬用西方經驗的錯誤做法，強調俄羅斯必須尋覓符合本國國情的改革之路；
第三，重視社會政策。普京強調：“對俄羅斯來說，任何會造成人民生活條件惡化的改革與措施基本上己無立足之地。”普京還指出，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是個尖銳的社會問題，政府應制定新的收入政策，新政策的目的是在增加居民實際收入的基礎上確保居民的富裕程度穩步提高。普京十分重視職工工資與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提高；
第四，反對重新國有化；
第五，要有經濟發展戰略。在過去實行經濟自由化、自由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沒有切實可行的長期的經濟發展戰略，對此，普京強調，為了使俄羅斯有信心走出危機，走向振興之路，增強國內凝聚力，需要制定15——20年的經濟發展戰略。
為了有效地實行其“自由經濟”的改革方針，普京在2000年的國情咨文中提出了以下政策措施：
保護所有權。國家應當確保股東能夠獲得有關企業經營情況的信息，防止資產流失。公民的財產所有權應當得到保護，他們的住房、土地、銀行存款及其他動產和不動產的所有權應當得到保障；
保證競爭條件的平等。不允許一些企業被國家處于特權地位。因此，應當取消各種毫無根據的優惠及對企業實行毫無理由的各種直接與間接的補貼；
使經營者不受行政壓迫，國家應始終避免對經營活動進行過多的干預。應當發揮法律的直接效率，將部門的指示減少到最低限度，消除對法規文件進行雙重解釋的現象。此外，還應簡化企業登記、鑒定、擬定投資項目等活動的程度；
減輕稅負。目前的稅制加劇了普遍的偷稅漏稅和影子經濟，降低了投資的積極性，最終導致俄羅斯國家競爭力的下降；
發展金融基礎設施。當前，俄應該把沒有生命力的金融機構清除出銀行系統，保證銀行活動的透明度。證券市場應當成為募集投資的真正機制，資金應當放到最有前途的經濟部門；
實行現實的社會政策。這是俄羅斯經濟改革與發展經濟最為重要的任務。
總之，普京在總結葉利欽時期經濟轉軌的深刻教訓基礎上，為了實現其富民強國的綱領，強調要以“俄羅斯思想”作為今后治理俄羅斯的思想，與此同時，使經濟發展有了明確的方向。
俄羅斯經濟轉型已過20多年。在這期間，經歷了葉利軟與普京時期，后進入梅普時期，或者說后普京時期,現又進入普梅時期。這期間，出現過嚴重的經濟轉型危機與經濟快速增長的不同階段。俄在應對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措施的同時，下決心著手推行經濟現代化政策。在當今與今后相當一個時期，俄羅斯經濟現代化主要問題是要著力解決由資源型向創新型轉變。
關于俄轉型與國家經濟現代化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篇作專門論述。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黑龍江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