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南泉 文

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在某些領域和某個階段取得了一些進展，一些改革政策及措施得到了實現。但從整個改革過程看，進行得并不順利。不少情況下改革處于“空轉”狀態。改革最后以失敗告終，并在這個時期發生劇變，蘇共垮臺，蘇聯解體。

有關戈爾巴喬夫時期改革失敗的原因與對蘇東劇變的關系問題，至今仍是普遍關注并有不同看法的問題。

失敗的客觀因素——阻礙機制對改革的影響日益增大

阻 礙 機 制 （припяствиемеханизма）是在斯大林體制模式下長期成長起來的、在各個領域讓人感受到的、實實在在存在的種種阻力，已經形成一種十分頑固的機制。

由于在斯大林逝世后的歷次改革并沒有對斯大林體制模式發生根本性的觸動，因此，這一機制雖然對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革產生影響，但并不突出。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進行根本性體制改革時，情況就不同了，阻礙機制對改革所體現的阻力開始強化并發展到政治沖突的地步。

改革剛開始時，“黨領導層的大多數持正統觀點的人，總的來說是承認有必要進行局部改革的”。這是因為，這些人在那時認為，“這些變革的主要目的是進一步加強單一的權力、單一的所有制和單一的意識形態。”而當改革深化時，特別是從準備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起，這些人意識到改革的觀念發生了大的改革，與此同時，他們對改革的“抵制也加強了，這種抵制馬上顯露了自己的布爾什維主義本性，即不能容忍異己思維。”

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一月全會（1987年）首次提出了“阻礙機制”,從會議的報告來看，阻礙機制是指過去長時期內在理論、意識形態、政治、經濟、組織等各個方面形成的一種阻礙社會前進的機制。后來，他對此又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指出，30至40年代形成的管理體制，越來越不起作用，相反，阻礙作用不斷增長。這一機制在政治方面，表現出這樣一個奇怪現象：有教養的、有才干的、忠于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民不能充分利用社會主義所提供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其實際參加管理國家事物的權利。經濟中的阻礙機制及其社會意識形態的一切后果，導致了社會結構的官僚主義化和各級官僚階層的“不斷繁衍”，這些官僚階層在整個國家、行政乃至社會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

從政治關系看，由于蘇聯政權具有經過周密安排的職務上的等級制度，加上有一個保證國家對經濟活動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實行直接集中領導的系統，從而產生黨和國家的職能實際上的相互重疊，難以分開，所有大權都集中在由上面任命的、不向人民匯報的行政領導階層手中。從經濟關系看，稱之為全面所有制形式的國家所有制是蘇聯政治制度的經濟基礎，但這種所有制只把勞動者看作是勞動的體現者，而未能成為它的主人。從社會關系看，由于整個政治經濟體制是以庸俗的社會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的思想為依據的，因而對各個社會集團和階層的利益不相同的觀點持輕視和隱諱的態度。

在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過程中，改革遇到的阻力是多方面的，表現形式也是各種各樣的。正如戈爾巴喬夫所指出的：“阻礙機制具體體現在反抗，而無所事事，漠不關心、懶惰散漫、不負責任和經營不善也是一種反抗。”（[蘇]米·謝·戈爾巴喬夫著，蘇群譯：《改革與新思維》，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頁）

在蘇聯，從領導到學者，在公開場合一向否認蘇共中央領導層存在一個改革的反對派。但實際上，據各種材料來判斷，中央領導層在改革問題上的矛盾不僅存在，有時還表現得很尖銳。中央領導層中的保守勢力對當時蘇聯改革的認識是這樣的：改革是整容修理，是粉飾門面，是對現有機制的某種“小調整”，現有機制雖然運轉不靈，但總還是在運轉，而新機制會帶來什么卻不清楚。對保守主義者來講，改革步子邁得大些，對舊體制作根本性的改革，對社會主義一些原則性問題進行反思，就意味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放棄社會主義。

在改革的一開始，矛盾是非本質的，只是表現為對改革的速度、范圍等看法不一。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分歧的性質也逐步發生了變化，這突出表現在改革指導思想上的差別。戈爾巴喬夫等認為，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必須對社會主義一些重要原則進行再認識，這就必然涉及斯大林問題。另外，為了解決人的問題，發揮和調動人的積極性，又必須實行民主化和公開性原則。而另一些人則采取各種形式反對這樣做，認為這會引起思想混亂，否定社會主義。他們還認為會從公開性的瓶子里放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妖魔來。

改革也必然涉及權利再分配，因此，往往會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和抵制。很多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人害怕根本性的改革而失去權利。在蘇聯，經過幾十年發展起來的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已是根深蒂固，縱橫交錯，本身就是進行根本性改革的重要障礙之一。另外，行政管理機關臃腫，人浮于事。當時蘇聯平均每6—7個工人中就有一個管理人員。在過去的舊體制條件下，逐步形成了龐雜的管理機制，習慣于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文牘主義和官僚主義泛濫，往往不能切實有效地進行工作和解決問題。而這次根本性的經濟體制改革，要大大精簡行政管理機構和裁減行政人員。

另外，人民一方面贊成改革，另一方面不少人在等待著看看改革能取得什么結果。在當時蘇聯產生這種情況，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人們一開始沒有很好地弄清楚已開始的改革的實質和意義，特別不清楚改革后自己在利益、社會地位方面將會發生什么變化，所以很多人持觀望態度；長期以來，蘇聯有相當一部分勞動者已習慣于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的分配，習慣于在勞動中懶懶散散，不愿受勞動紀律的約束。改革必然要求改變上述情況，而這些人并不想很快改變原來的習慣，人們還沒有從頭幾年的改革中獲得明顯的實惠。

在改革過程中，戈爾巴喬夫一直在大力宣傳新政治思維，要求人們改變舊觀念、舊意識、舊習慣，并一再強調要拋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和唯意志論的遺產。應該說，改革的頭幾年在這方面取得了不少的進展。阿甘別基揚認為，目前“精神領域的改革正以超越的速度發展著”。但這遠不能說，經過頭幾年的斗爭，已經克服了“左的”教條主義理論。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雅科夫列夫在一次講話中指出：改革已經兩年多了，希望對社會上正在進行的過程和新觀點的性質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理解。然而，處在進步最前哨的社會科學有時卻是保守主義的前哨和教條主義的保護者。

失敗的主觀因素——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失誤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在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不是著力及時調整嚴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而是實行加速戰略，這是邁出錯誤的第一步。

長期以來，由于蘇聯片面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造成國民經濟結構比例嚴重失調。在這種條件下，在推行根本性的經濟體制改革時，必須下大決心和采取重大戰略性措施來調整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但是，戈爾巴喬夫在其執政后不久召開的蘇共中央四月全會（1985年）上，在分析如何克服經濟困難時，卻提出了加速戰略的思想。1986年二月召開蘇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并通過加速戰略的方針。當時戈爾巴喬夫雖然強調，加速戰略不是粗放的、純數量的和速度上的加速。但從實質上來看，加速戰略的重點仍是速度。

加速戰略的主要目標是增強蘇聯的綜合國力，而并不是調整經濟結構，緩解緊張的市場，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蘇聯經濟的發展政策仍是背離“一切為了人的福利”這個口號的，變形的國民經濟結構是背向人的。加速戰略的直接后果是，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更加失調，基本消費品在蘇聯市場上出現全面短缺，加上價格上漲，盧布貶值的情況下，只要有點風吹草動，就引起搶購風潮。這種經濟狀況，使廣大群眾感受不到經濟改革帶來的實惠，從而對改革持消極態度，逐步失去信心。

蘇聯一些學者在總結戈爾巴喬夫頭幾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時，普遍認為，沒有把調整經濟結構的政策與經濟改革兩者有機地銜接起來，而實行加速戰略，這是一大失誤，并認為，在結構政策方面戈爾巴喬夫已輸掉了第一個回合。

根據蘇聯經濟嚴重畸形的特點與市場供求關系的失衡，改革頭幾年，應把重點放在解決農業問題上。但戈爾巴喬夫并沒有這樣做。蘇聯要調整嚴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加速輕工業的發展，盡快地增加消費品的供應量，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農業的狀況，蘇聯輕工業原料的2/3和食品工業原料的80%都來自農業。

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失控到使其對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起不到促進作用。1988年，戈爾巴喬夫認識到經濟體制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政治體制，下決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一思路并沒有錯，問題是如何進行才能使政治與經濟體制改革互相推動。之后推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又搞得過激，一下子鋪得太寬。結果是舊的政治體制被摧毀，新的又未運轉起來，人們的思想倒被搞亂了。這樣，正如戈爾巴喬夫自己說的：蘇聯這艘船成了無錨之舟。它飄落搖曳，大家也隨著搖晃。

從戈爾巴喬夫執政以來的情況看，他的政治策略是一種妥協策略，利用一個極端來削弱另一個極端。在蘇共二十八大，無論蘇共綱領，還是他的政治報告，一方面盡量吸取激進派的觀點，另一方面又吸收傳統派的觀點，從而保證以他為代表的主流派的綱領和主張得以通過。

他在政治領域中采用的妥協策略，在蘇聯存在各種政治勢力、各種思想和流派的情況下，在社會嚴重動蕩的情況下，對穩住他的領導地位，無疑是有用的。但是，這種妥協策略，運用到經濟體制改革中來，就會帶來十分有害的作用。因為這樣做的結果是使經濟體制改革的方針變得模糊不清，使改革的積極支持者和擁護者弄不清改革的方向。這樣，改革的擁護者日益減少，對改革領導人信任程度降低，甚至連一些有名的為改革出謀劃策的學者，也感到摸不清戈爾巴喬夫經濟改革的底牌是什么，朝什么方向發展。

蘇東劇變

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加速了蘇聯劇變的進程。更應看到，蘇聯的劇變有其十分深刻的深層次歷史原因。如僅僅停留在戈爾巴喬夫改革錯誤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蘇聯劇變，只能是一種淺層次的認識。不要因為蘇聯劇變發生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而忽略了蘇聯歷史上長期積累下來的問題，忽略引起質變的誘因，忽略量變背后更為重要的起決定性作用的東西。

有人把東歐劇變的原因歸結為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這些結論是站不住的?；仡櫢母餁v史可以看到，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的報告中，首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這一概念。但這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并未采用這一概念，即尚未被全黨接受。1990年召開的蘇共中央二月全會，通過了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蘇共綱領草案中，才作為黨的正式文件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概念。這個概念大致包括以下內容：人道主義與自由，強調人是社會發展的目的；公有化的和高效率的經濟；社會公正；真正的人民政權；高度的文化素養和道德；主張和平與合作。“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在蘇聯也僅在付諸實踐之中，而1989年下半年波蘭第一個發生劇變，接著東歐各國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地垮臺。當時人們并不十分清楚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什么涵義。

有人還把東歐發生劇變歸罪于戈爾巴喬夫對東歐的政策。他們把1987年4月戈爾巴喬夫訪問捷克斯洛伐克的講話視為對東歐政策轉折的標志。在這次講話中，戈爾巴喬夫談了蘇聯對東歐國家政策的以下一些最主要的原則：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誰也無權追求特殊地位”，“各國經濟上應互助互利”，“政治上應以平等和相互負責為基礎”，“各國黨對本國人民負責，有權自主解決本國發生的各種問題”。戈爾巴喬夫明確宣布，東歐各國在國內建設上不必像過去那樣把蘇聯的經驗當作樣板，可以從本國特點出發，制定自己的改革政策，不必遵守蘇聯制定的共同規律等。在外交上也不再強調一致行動。在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會的報告中，他還首次把“和平共處原則”列為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中“必須遵守的原則”。

可以說，戈爾巴喬夫對東歐政策的調整內容無可指責。1968年勃列日涅夫鎮壓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我們給蘇聯帶上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1989年，波蘭首先發生劇變，共產黨失去領導權，瓦文薩上臺，那么是不是戈爾巴喬夫派兵鎮壓才是正確的呢？不鎮壓，就成了對東歐的出賣了呢？

2002年1月，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召開了《冷戰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學術討論會。正值我主持會議，在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杰夫教授發言后,　我向他提出一個問題：當東歐各國先后發生劇變時，當時的蘇聯、戈爾巴喬夫能做些什么？他回答：可考慮的只能做兩件事：一是提供大量經濟援助；二是軍事鎮壓。而從客觀情況來看，提供經濟援助對當時的蘇聯來說是不可能的，因蘇聯本身經濟處于極其困難狀況。至于軍事鎮壓，那是不可想象的事。這些都說明，當東歐各國廣大民眾起來斗爭，要求拋棄強加在他們國家的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尋覓新的社會發展道路時，不論是提供經濟援助還是軍事鎮壓都無濟于事。

戈爾巴喬夫在以后的著作《對過去與未來的思考》中也寫道：“還有人說，我們失去了東歐的盟友，在沒有得到補償的情況下把這些國家‘交出去了’。但是，我們把他們‘交’給誰了呢？交給了他們自己的人民。那些在自由表達意愿的過程中選擇了符合他們民族要求發展道路的人民。”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黑龍江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