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張林/文 城市公共事件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所謂的替罪羔羊——“臨時工”，而事實本身，不一定就真的是職能部門出于保護自己而去犧牲編外人員。理性的來講，應該要提的問題是，是否真的存在很多臨時工，為什么會出現那么多臨時工。有時看起來簡單的事情，背后也有完整復雜的邏輯鏈條。

關于各級職能部門有多少臨時工，雖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但可以推測那也是一個相對龐大的群體。不僅在少數大城市由于城市系統過于臃腫帶來的治理困難，不得不需要編制外的臨時工，在很多經濟較為活躍的鎮和縣，這個問題更加突出。

這些縣或者鎮，往往生活著上十萬乃至幾十萬的人口，其中外來人口也數量龐大，或者工業發達，或者民營經濟繁榮，社會構成復雜，群體差距頗大，治理非常困難。在經濟和社會構成上，這些地區已經不下于一個市，而在行政管理體制上，卻還是僅有鎮一級的管理權限。對于一個經濟發達的鎮級政府來講，綠化、環保、治安、工商、城管、統計、社保、住建等幾乎所有部門都存在編制人員數量上的緊缺，僅依靠編制內公務人員根本不可能管理好人口幾十萬規模的“準城市”，以前的“小馬拉大車”已經變為了“小馬拉飛機”。

全國每年可以評出的工業強鎮就有五百個，每個鎮政府的正式公務員編制僅有二三十人左右，那就意味著或許二十萬的人口只有四個警察去管理，上千家企業只有三個工商局辦事員去監督，因此很多編制外人員的雇用不可避免。當基層職能部門擔當責任提供服務時，大部分的工作人員卻是編外人員，也就肯定大大增加了“臨時工”引發公共事件的概率。

對于這些工業強鎮、強縣的政府部門而言，招募“臨時工”也是一件無奈之舉，他們也絕不愿承擔對編外人員的管理風險和支出壓力。同樣，站在這些編外人員或者所謂臨時工的角度而言，他們本身的生活境遇似乎也大多不甚樂觀。并且如果沒有臨時工參與公共的管理，恐怕出現的問題反而更多。

反過來講，中西部的很多省市，編制上人員充裕至冗余，無事可做，主要工作內容多半是調動資源以爭取更多轉移支付。公務人員的一“余”一“缺”之間，反映的是現行行政管理體制的應變能力需要提高。

在層出不窮的“臨時工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是上下層級政府之間的財權事權上的分配矛盾，以及條塊部門間相互協調時的掣肘，其影響已經不局限于行政體制內部，而且已經溢出到最微觀的公眾日常生活。當然，解決行政管理體制的問題非常困難，但是隨著經濟和人口規模來配備管理人員或者公務人員數量編制，技術上沒有難題，利益上也少有摩擦，理應盡早出臺政策并予以落實，也會在短期內消除很多矛盾。

如果再進一步追問，那么無法繞開的將是經濟發展模式問題。地域經濟發達的市級、縣級和鎮級政府部門的基層官員中，很多終日奔波沒有周末，而且背負著社會穩定的巨大壓力。平心而論，相比于印度和其他很多國家的官員，中國的官員更加勤奮也更加努力。這個現象或許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最為直接的解釋和寫照。

在博弈論的理論里，制度體系能夠維持運轉需要激勵相容（激勵相容：使行為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正好與企業實現集體價值最大化的目標相吻合的制度安排），想要獲得的人總是要付出努力。無論是自發的經濟增長還是政府主導配置資源下的經濟增長，無論是私人部門建設城市還是政府部門建設城市，都有一套自我激勵相容的機制，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近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和快速城市化并不是不能被理解或解釋的謎題。

即便仔細分析起來，很多“臨時工”的確并非替罪的羔羊，可惜最終，“臨時工”在這個年代成為含義隱晦的字眼，在這個龐大而復雜的社會經濟政治系統當中，從它的概念本身到臨時工本人都成了受害者。這樣的結局反映的只是地方政府治理的無奈和公眾表達出的不信任，因此，在追問和反思事實本身的同時，政府努力加強與公眾信息的溝通也就甚為重要了。

（作者為天則經濟研究所項目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