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秋風/文 在中國，政治是企業家特別焦慮、糾結的事。在最近相當特殊的政治環境中發生了兩件事情，將企業家的政治焦慮癥清楚呈現出來。

首先，前不久，柳傳志召集正和島等十來家公司負責人座談“抱團跨境投資”，表達了兩個核心觀點：一是經濟走勢充滿不確定性，二是企業家的態度，最重要的是聚焦、專注。正和島總裁兼總編輯黃麗陸在一篇文章中具體解釋聚焦、專注的含義：“柳總說，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在當前的政經環境下，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份。”柳傳志這番“提點”，在正和島活躍的中小企業主群體中引起廣泛共鳴，用媒體的話說，“膜拜”。

然而，有一位企業家堅決拒絕這一觀點：目前擔任一家投資公司董事長的王瑛。她斷然宣布，“我不屬于不談政治的企業家，也不相信中國企業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為了不牽連正和島，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島”。媒體對此迅速報道。

恰在此時，湘西集資案主犯，民營企業家曾成杰被執行死刑。而據曾成杰之女披露，曾在被執行死刑前，法院沒有通知家屬。曾死之前，甚至沒能與家人見面。法院的自我辯解，實際上證實了這一事實，對任何人來說都難以接受的殘酷事實。網上嘩然。

大家熱烈議論之際，王石發表一條微博：“檢討重慶事件：在唱紅打黑期間，一大批重慶工商業者被強制關進牢房、沒收財產，生命尊嚴也失去了法律保護，甚至為被告辯護的律師亦被冤屈判刑入獄。我采取了不吭氣的態度。反思：是懦弱錯誤的行為。對違反法律，侵犯財產、侵犯生命的權力部門應該明確態度：不！”王巍、任志強等企業家都對此態度豎起大拇指。

兩種心態，昭然呈現。而這兩種心態，皆起因于政府權力之不受約束。

因為政府權力不受約束，所以，權力無所不在。企業家要做生意，尤其是要做大生意，就不能不與官員發生關系，獲得他們的支持，至少是認可。當然，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地方政府官員要出政績，也離不開企業家的支持。他們樂意與企業家打交道，給他們提供好處，各種各樣的政策優惠。放到全球范圍看，中國政商之間的關系，實最為緊密。

只是，如此緊密的關系未必是企業家希望的，它也經常讓企業家恐懼。因為，這種關系背后的體制，不夠理性化。政商關系可以那么密切，就是因為民主不健全，法治不完備，包括司法不公正。對于任何企業家來說，這樣的體制都帶有不確定性。其可能的結果就是王石提到的重慶企業家在“唱紅打黑”期間的遭遇。當權力被濫用時，曾經風光的企業家其實非常脆弱，其財產和人身完全缺乏制度化的保障。

這給企業家提出了一個問題：怎樣避免這種遭遇？企業家可以有兩種策略選擇：柳傳志表達了第一種。今年5月接受央視專訪時，柳傳志有更詳盡闡述：我只能服從環境，我從來沒有想過說堅決要給環境動個手術什么的。我沒有這雄心壯志，也不敢。大的環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環境。小環境還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適應環境，等待改造的機會。我是一個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還算成功的話，因為我不在改革中做犧牲品，改革不了，趕快脫險。

王瑛女士則表達了第二種選擇，王石等企業家也部分支持。那就是，通過一些公開的觀念上的努力，公民社會的努力，改變不合理的制度。

這兩種策略，表面上看起來，相互對立，但也許，兩者完全可以互補。企業家積極從事文化事業，構建公民社會，這是值得人們高度尊敬的。今日中國需要這樣的企業家，多多益善。實際上，這并不意味著對抗，重要的是自我約束與自治的發育。即便如此，這種選擇確實需要較大的勇氣，并不是每個企業家都能夠做到。不過，做不到這一點的企業家也仍然應當對這些企業家表示尊重。因為，他們的努力有益于整個企業家群體，有益于整個社會。

至于在商言商，看起來消極，也完全可以有助于體制的理性化。商人當然要在商言商。但是，究竟什么是在商言商？正確理解的“在商言商”，也可以對制度的變革起到積極作用。既然在商言商，那就專注于商業世界的創新與誠信，自我約束，潔身自好，不跟權力勾兌，拒絕賄買官員，堅守商人倫理。果能如此，目前這種畸形的政商關系也能有所改觀。如果一邊說在商言商，轉過身就與官員卿卿我我，那就是精神分裂癥狀了。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確實，找到并持守中道很難。在我們這個時代，積極投身公民社會建設的企業家就是“狂者”。沒有理由要求所有人都做狂者，但企業家的社會角色讓人們有理由期待大多數企業家成為“狷者”，那就是有所不為，不做那些有悖于商業倫理、商人倫理的事情。少數進取者與沉默而立身周正的多數合力，完全可以改善中國企業家群體的社會形象，并推動中國社會之良性制度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