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剛
羅隆基，民國時期最早批判國民黨黨國體制的知識分子，對于蘇俄式的政黨，在1930年代也曾有過犀利的批評與深刻的洞見；然而，1949年前后，這位頗多爭議的學者以自己的行動表示了對新政權的認同。在這背后，到底是哪些因素使他遠離了國民政府呢？
不能劃清公私界限是政論家之大忌
作為留學英美的政治學學者，羅隆基在1929年開始的“人權論爭”中展示了作為政論家的風采。民國時期，有三個知識分子對人權有系統論述，他們分別是羅隆基、周鯨文與張佛泉。羅隆基是其中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一位。然而，這些言論卻曾使羅隆基遭到國民黨的逮捕。
1930年11月4日，正在中國公學上課的羅隆基被上海警備司令部公安局以“言論反動、侮辱總理”的罪名逮捕，雖在胡適等人的幫助下，很快被釋放，然而，這次被捕的經歷，使羅隆基對國民黨更加失望，甚至敵視。
此后，由于受到國民黨的壓力，在上海不能立足的羅隆基前往天津。在天津，羅隆基一邊主持天津《益世報》，一邊做南開大學的教授。
在天津《益世報》，羅隆基因為繼續批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遭到國民黨特務的針對性暗殺。幸好羅隆基早有準備，僥幸躲過了這次暗殺。因為這次暗殺，羅隆基與國民黨的矛盾達到極點，雙方都可謂是恨之入骨。
1933年12月，羅隆基主持的《益世報》再次受到國民黨壓迫，不能公開出版。由于屢受國民黨的壓迫，羅隆基在思想上有了一種“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的判斷。對此，胡適在12月21日的日記中寫到：
今晚看晚報，始知羅隆基主持社論的天津《益世報》受黨部壓迫，封鎖郵電，故今日的報不能發出，晚上羅君來談，說他已辭職了。
我們談了兩三個鐘頭。
羅君自認因父受國民黨的壓迫，故不能不感覺凡反對國民黨之運動總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劃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論家之大忌。
信奉“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羅隆基，自然而然地尋求反對國民黨的盟友。后來，在1946年的舊政協會議上，恰恰是民盟的羅隆基與中共的王若飛一起合作，共同對付國民黨代表王世杰的。
才高于學，學高于品
民國時期，羅隆基的公眾形象并不好，就連羅隆基的好朋友梁實秋都曾開玩笑地挖苦他“才高于學，學高于品”，他的學生儲安平也曾評價他“最大的弱點是德不濟才”。
羅隆基的形象不好，似乎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感情生活。情感生活本是私事，外人不該置喙，然而，當羅隆基的情感生活可能影響到他的人生選擇時，就有必要來梳理一下了。
羅隆基的第一任妻子張舜琴是華僑，張舜琴的父親很有錢，在他們結婚時，張舜琴的父親曾要求羅隆基加入國民黨，但被羅隆基所拒絕。后來，因為性格不合，兩人離婚。在這一時期，羅隆基與民國名媛王右家認識，成為郎才女貌的典范。
不過，羅隆基是愛情的多元論者，即使有了王右家這樣的嬌妻，他依然與許多女性保持情書聯系，其中一個女性是楊云慧。后來，羅隆基與楊云慧吵翻了，楊云慧讓王右家幫她把寫給羅隆基的情書拿回來。王右家拿出之后，禁不住仔細翻看了一遍，結果看到羅、楊兩人竟然已經達到談婚論嫁的程度，于是醋壇子發作，選擇了與羅隆基分手。
與羅隆基情書往來的楊云慧，是楊度的女兒，而楊度在民國時期就已經是中共的秘密黨員了，其入黨介紹人是周恩來。
1946年是羅隆基在政治生涯與私人情感上雙豐收的一年。政治上，他領導的民盟，儼然成為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勢力。而在私人情感上，羅隆基開始與浦熙修相戀。當時，浦熙修以《新民報》記者的身份去政協會議采訪。在采訪政協代表的時候，遇見了羅隆基，很快為羅隆基的才華傾倒。浦熙修的朋友張林嵐在回憶浦熙修的文章中曾寫道：
有一天我在猶莊玩時，她（浦熙修）告訴我最近認識了一個人。這人了不起，口才好，外語好，筆頭也健，下筆千言，一揮而就；聽了他幾次談話，覺得他觀察敏銳，見解也高，我真是傾倒之至！
羅隆基與浦熙修的戀愛，正符合張愛玲“女人要崇拜才快樂,男人要被崇拜才快樂”的名言。需要指出的是，浦熙修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懷的妻子。浦熙修本人的思想也是偏左的。
除此之外，在當時，羅隆基的幾位女朋友，如劉王立明、史良等，在思想上也是左傾的。我們在分析羅隆基在20世紀40年代的選擇時，似乎不能不考慮這幾位女性對他的影響。
熱衷政治，待價而沽
羅隆基是“五四”時期清華學堂的學生領袖，對“清華九年，三趕校長”的行為，他一直引以為豪。羅隆基作為學生領袖的經歷，使他有一個錯誤的判斷。他總是認為但凡學生運動，都具有天然的正義性。雖然后來羅隆基在英美經歷了自由主義思想的洗禮，但他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一直沒有變。不僅如此，他還曾為了自己的理念利用學生的力量，這與胡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931年，上海的中國公學發生學潮，羅隆基就曾參與其中。胡適在日記中寫到：
中公問題如此結束，甚為痛心。大概二月四日的校董會本意由孑民先生暫任校長以救危局，而君武隆基諸人不明大體，縱容學生去包圍校董會。遂成僵局。
后來，在“一二·九”學生運動中，羅隆基也是學生運動的積極支持者。韋君宜在《思痛錄》中曾回憶說：
羅隆基……是我們這些“一二·九”學生經常請來幫我們說話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在天津的家去邀請過他。他在“五四”紀念活動時來清華講過，痛斥胡適等人如何放棄了當年“五四”的傳統。
事實上，“五四”之后，胡適擔心純潔的青年學生成為政黨利用的工具，一直不贊成學生罷課，對在校園里發展政治勢力的行為，一直深惡痛疾。
在這方面，羅隆基與胡適則大相徑庭?？箲鸷笃?，作為民盟的領袖，羅隆基曾重點在西南聯大發展民盟組織。羅隆基后來被西南聯大解聘，似乎也有這方面的因素。
而且，與“無欲則剛”的胡適不同，羅隆基是熱心官場、待價而沽的。
據浦薛鳳回憶，在清華讀書時，羅隆基“讀‘子’書（此指所謂諸子百家）多于‘經’書”，“喜歡‘法家’甚于‘儒家’”。當時，羅隆基也曾評價浦薛鳳“是一個書生，不夠現實”，并告誡他“除非你改變作風，恐你成為一位政治理論家而非政治實行家”。
由此不難看出，羅隆基是熱衷官場、更青睞于“政治實行家”的。
此外，1937年7月7日，北平市長秦德純邀請參加牯嶺談話會的教授們座談。據陶希圣回憶：
當時羅隆基發言，“國民黨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讓各黨各派來干一下。”適之先生嚴厲指責羅隆基。他說：“國民黨抗日，被迫撤退。各黨各派如果抗日，也不能不撤退。若是不抗日的黨派，在河北干什么？那不是賣國嗎？”胡先生一向批評訓政制度，此刻卻說：“依訓政約法，國家的政權由國民黨代行。敵人迫國民黨退出河北，就是迫主權者退出河北。這是什么時候？努生！你不應該這樣說。……”
當國民黨因受到日本壓力被迫退出的時候，羅隆基想的卻是“彼可取而代之也”，由此也可以看出羅隆基的政治追求。
抗戰勝利后，在舊政協會議上，為了使民盟的羅隆基不發言反對蔣介石，張群曾有讓羅隆基做駐外大使的允諾。聽到這個消息事，據羅隆基自己的回憶：
我聽了這些話，當時內心的確有些動搖。我本來是個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到外國去做個大使”對我未始沒有引誘力。
雖然最終羅隆基拒絕了張群高官厚祿的誘惑，然而他在這件事上的猶豫，也可看出他對做官的熱衷。對于政治，羅隆基一直是有期盼的，對于名利的熱衷，是羅隆基的一大弱點，當國共兩黨的力量不再處于均勢的時候，羅隆基自然要在其中做出選擇，而內戰后期，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羅隆基似乎已經與國民黨勢不兩立了。據范泓《雷震傳》中記載：
雷夫人宋英回憶，上海警備司令陳大慶主張將滯留上海的自由派人士羅隆基等人抓起來，套入麻袋，扔進黃浦江中去。此事遭到雷震的堅決反對，“才保住羅隆基等幾個人的性命”。
由此可見，此時的羅隆基，似乎已經沒有選擇的余地了，他也只能選擇認同新政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