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朱沖/文 丁錦昊估計體會到了和孫悟空一樣的壓力。

中國古典小說《西游記》開篇就描述孫悟空與如來佛斗法，一個筋斗云翻出十萬八千里，他以為飛到了天邊，遂在擎天柱上留下“齊天大圣到此一游”八個大字，但他沒想到那是如來的手指。賭輸了沒能飛出如來佛神掌的孫悟空必須為他此前大鬧天宮的罪行買單，被如來罰以壓在五行山下五百余年……

小說家吳承恩的想像力可謂豐富至極，但他一定沒有想到的是，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今每年都有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選擇像孫大圣那樣，“翻個筋斗云”飛到世界各地，貢獻GDP之余，興之所至，還要“向孫悟空同志學習”，信手刻上自己的大名“千古流芳”。比如，已經引起眾怒、在超過3000年歷史的埃及神廟刻上“丁錦昊到此一游”的那位少年。犯下“歷史錯誤”的他，受到的歷史懲罰——人肉搜索、全民聲討，法律、道德、教育、父母壓力等，可能不亞于孫悟空被壓山下500年。

要說“到此一游”的開創者，除孫悟空這個虛擬人物外，如果沿著乾隆皇帝下江南的路線，在鎮江焦山、杭州西湖等景區，旅游者會欣喜地發現，乾隆也喜歡留下自己的足跡和墨寶。既然皇帝如此，若能和天子同列，留予世人，豈不幸哉！還不能忘了李白、杜甫、蘇東坡也喜歡到處“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在泰山、黃山、峨眉山……處處寫詩題字鑿壁刻畫。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和文化在“到此一游”中得以傳承，景觀字畫甚至還成為了世界文化遺產，行為行動自然也就成為“中國特色”。文化，不只是歷史、文明，還包括行為、習慣。

所以，在長城，幾乎每一塊磚頭都是簽名板，而且貫穿古今中外。這也算貫徹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他老人家寫的詩句“不到長城非好漢”被八達嶺作為了“金字”招牌。即如此，口說無憑，我等當然得留下證據。當然，宣示內容不只局限于“到此一游”，隨著廣播電臺心靈雞湯的教育普及，流行歌曲歌詞及景區同心鎖等環節的配合，還包括“XXX，我愛你”、“等你等到我心痛”、“永結同心”等。這些句式還頻繁出現在故宮的窗戶上、秦始皇兵馬俑的土堆上，甚至連三亞大東海廣場的仙人掌、?？谌f綠園的斑竹、南山的劍麻與不老松都不放過?？赡芷渌胤綄嵲诳滩幌铝?。

媒體人羅昌平說：“從廣義上講，中國式‘到此一游’包括：皇帝御筆、領導題詞、首長批示等。”確實，當天安門廣場周邊建筑，甚至醫院、工廠、小學落成都有領導題詞，恨不得就差公共廁所了，后任領導人需要尋求其他題詞目標時，百姓當然也需要新“地標”。

不只是中國人有這習慣。長城上就充斥著各國語言，儼然聯合國發布會或者外國語學院。但他們不喜歡寫“I am here”、“XXX，I love you”等，他們更喜歡直接簽名，或者可能因為非洲語外人看不懂。1999年，悉尼奧運會一名建設者趁游泳場館施工之際，在泳池底部偷偷刻上了他和他愛人的名字，一年后，奧運比賽直播，電視鏡頭讓他揚名全世界。

在梵蒂岡圣彼得大教堂——全世界最大的教堂——也曾多次發生文物被損壞事件。最嚴重的一次要屬1972年，一位受了刺激的匈牙利地質學家拉茲勒·托思（Laszlo　Toth），來到米開朗琪羅的雕塑作品《圣殤》前，用地質錘猛敲雕像，邊敲邊喊：“我就是耶穌基督”。結果圣母的左臂被擊斷，面紗和鼻子被擊碎，左眼被擊壞。經過多年修復才恢復了它的外形，但無法彌補它原有的美感。隨后，在這幅作品的前方加裝了防彈玻璃護欄。法國盧浮宮館藏的名畫《蒙娜麗莎》也曾發生過偷盜事件，被一位在盧浮宮工作的意大利人趁退休之際偷回了意大利。這位意大利人還理直氣壯，他認為達·芬奇是意大利人，他的畫作當然應該保存在意大利。這種想法得到了全體意大利人的支持，所以意大利政府也無力干涉。最終，法國政府拿出了所謂達·芬奇贈送給法國朋友的一封書信，《蒙娜麗莎》才得以“完璧歸趙”。隨后，《蒙娜麗莎》也被鑲到了防彈玻璃里。但就在它失竊的第二天，世界各地出現了多幅自稱是達·芬奇真跡的版本。誰知道呢？

有人提議給文物加裝護欄，能避免類似事件發生。這在博物館也許可以實現，但在希臘、埃及那樣遍地是文物的國度，護欄可能還真不好裝。如同給長城裝護欄，那只能戒嚴，外人不得靠近了。若如此，中國人就只剩下一個愛好，就著背景合影，以顯示我來過。另外，藝術愛好者還認為加裝護欄阻礙了他們和藝術的對話和共鳴。其實，一幅77cm×53cm的《蒙娜麗莎》被裱在玻璃里，真能和它共鳴嗎？還有人提議采用高科技投影及如今微博、微信流行的隨手拍方法，滿足“到此一游”之陋。這倒是個不錯的辦法，看來科技既能改變生活，也能保護文物。一旦世界各地的旅游景點都需要為中國人配備如此裝備的話，這可不同于各大商場設置中文導購，可能再也不會有人質疑中國的文化價值輸出了。只是這文化習性不太好罷了，但足以影響全世界，說明他們怕了。

鑒于丁錦昊的父母已經道歉，此事究竟該不該到此為止，還是繼續深挖，也是爭論焦點。誠然，破壞文物與否有相應的法律法規可以界定，外界及網絡暴力可能不值得提倡。但武漢大學教授沈陽認為，“不人肉搜索就沒有道歉，沒有輿情震蕩，也沒有社會反思。用網絡強力來遏制現實陋習是好事。”沈陽說，“當然，往前邁一步，強力變成暴力，就會出現輿論焦點轉移，反效果。”中央電視臺《道德觀察》、《今日說法》主持人路一鳴也說，這件事反射出的是中國人公德心教育的缺失。這應該也屬普世價值的范疇。

根據本報著名記者的調查，丁錦昊來自六朝古都南京，還就讀于南京一所重點小學，普通南京人很難進入這所學校，能夠前往埃及旅游的人通常也基本出自中產階級以上?？删褪沁@樣一群人，卻依然不知道歷史的重要性。那些有著成百上千年歷史的藝術品，有著嚴格的保存規定，比如不能用手觸碰、不能使用閃光燈照相等。因為這些流傳下來的藝術品不僅屬于現在，也屬于未來。一時的觸碰雖然當場看不出影響，但數百年后可能就是極大的破壞。

輿評人丁來峰說：“如果我們強拆了古都城墻都沒有道歉；如果我們夷平了千年古剎都沒有道歉；如果我們推倒了萬人坑紀念碑都沒有道歉；如果我們破壞了文物古建都沒有道歉；如果我們污染了名勝遺跡都沒有道歉……我們還有什么臉要求一個涂鴉的孩子道歉？”確實，在保護文物的思維上，中國和外國截然不同。中國或出于政治目的、經濟建設及領導意志，流行拆了建、建了拆，等發現后悔了，再新建、翻建、仿建。而在國外，隨時可見一處不那么有名的城門、古堡，有著數百年的歷史，橫在馬路中間，甚至阻擋交通，但它就是能一直矗立在那里。他們的理念是，“既然我們還沒想清楚該怎么辦，那就留給后人處理好了。”政治家要為歷史負責任的思維深入其中，因為一旦拆了，后悔就無濟于事了。

丁錦昊“到此一游”事件，可能讓他付出了過高的社會代價。這就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的特點，雖然僅通過有限的照片，無法真實、客觀了解文物及受損情況，但無人在乎這些。也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不可能什么都想要。犯了錯甚至罪，還要求被原諒也不是不可以，只是那通常存在于民主、民權、人權社會，否則無法企求太多，只好自己承擔。至少，這一事件起到了教育他本人、他父母、他所在學校，當網絡的力量使他受壓于整個社會時，公眾也從中學到了關于歷史、公德的價值和意義。也許壞事變好事。

中青旅資深導游葛磊說：“這不是民族劣根性，這可能是人性的普遍弱點。在17、18世紀，西方游客和現在的中國游客一樣，曾在埃及文物上肆意損壞，但如今西方游客‘到此一游’的案例已經極其罕見。”真不知道這讓中國人看到希望還是感到絕望。當中國用30年時間走過西方300年歷程，在經濟成就方面飛速趕上歐美發達國家，好不容易感到揚眉吐氣時，我們在文化道德領域又落后西方四五百年之久了。難道我們永遠只能扮演追趕者的角色，或者永遠也趕不上？昨天你跟我談經濟，今天又改談文化，明天談創新，何時是個完？

也許唯一的好消息是，這種變化趨勢在中國已經出現。比如國家大劇院剛開業時，滿是拖著行李、穿著短褲、不停地吃零食、大聲喧嘩的游客，但如今，他們知道應該穿禮服，在演員謝幕時需要起立鼓掌；高爾夫、斯諾克比賽中，以往也盡是打電話、用閃光燈拍照的現象，以至于工作人員要不停地舉著警示牌，但經過多年教育，現在觀眾至少知道在球員揮桿擊球的時候要保持安靜，若有個別新人違反，還會招致周圍人訓斥。葛磊說：“這就是文明的力量和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