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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稻背后的技術選擇
    導語:農民很多看似非理性的選擇背后,都有著更復雜的,難以觀察和衡量的因素在起作用

    撰文:梁捷

    近日,印度比哈農民創造了水稻畝產的世界紀錄,每公頃單產高達22.4噸(約合每畝2986斤),引起全世界的關注。這項紀錄背后所采用的新興種植技術:水稻強化栽培系統(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SRI)也成為了矚目的焦點。

    這項技術在上世紀80年代發源于非洲馬達加斯加,因為完全不需要改良種 子,成本低廉卻能有效提高產量,很快風靡于印尼,印度等稻米生產大國,在四十多個國家進行過大面積實驗,現今已積累了豐富經驗。中國學者袁隆平在十余年前就撰文介紹這種方法,將其引入中國。中國很多省份也都試驗過SRI,口碑不一。最終結果是,絕大多數中國地區都沒有采用或推廣SRI。

    為了理解印尼,印度和中國農民的不同選擇,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 SRI。傳統種植觀念認為,水稻必須淹水灌溉,長期浸泡在水里。但SRI則認為,水稻并不需要那么多水。只需要保持最低限度的水即可。這樣一來,不但增加 了土壤的通氣性,還能促進水稻的根系向下生長。通過間歇性灌溉獲得的水稻莖干,都要比傳統方法獲得的莖干粗壯很多,畝產量也隨之提高。

    更具體地看,在育秧階段,SRI方法鼓勵幼苗早栽,在秧齡12至16天、葉齡2.5至3.5葉時就進行移栽,這可以提高水稻低節位分蘗發生率,從而發揮水稻的分蘗優勢;在種植密度上,SRI要求減少種植密度,把過去的三四株一穴的做法改為每穴一株,產生更多的分蘗,減少根部對養分的競爭。這樣一來,SRI的稻田比傳統稻田里的植株要稀疏很多,產量反能提高。

    而在水稻成長階段,施肥與雜草管理是SRI方法的核心。SRI要求采用 有機肥改良土壤品質,結合間歇性灌溉,使得土壤中的微生物活動大大增加,地力得到活化。同時,SRI要求更精細的雜草管理。在傳統水田里,因為水淹,雜草 不太容易生長,改成旱田以后,雜草就會變得尤其茂盛。SRI要求多次中耕除草,最好手工進行,持續翻動田地,保證土壤通氣。通過以上手段,最終就有望使得 水稻畝產量提高60%以上。

    既然SRI有那么多的好處,是否真的已經在其他稻米國家徹底推廣開來?康奈爾大學的Barrett與日本學者高橋和志運用在印尼蘇拉維西島調查獲得的數據,系統地研究了 農民們在接觸到SRI方法后的理性選擇。在南蘇拉維西島,農民們在許多年前通過各類NGO接觸到SRI方法,也知道這種方法并不需要高深技術,只需改變自 己的耕種習慣即可。多年過去,在沒有政府強制的情況下,現在大約只有15%的家庭主動采用了SRI。更有意思的是,數據表明,采用SRI和不采用SRI的 農戶,家庭年收入卻沒有顯著差別。

    Barrett與高橋和志進一步指出,我們如果進一步思考SRI的特性,就能明白哪些 家庭愿意用它,而哪些家庭不愿意。表面看,SRI并不需要在種子上額外投資(由于種植得更為稀疏,所以種子投入可能更少),有機肥也不是問題,似乎并不需 要增添成本。但實際上,無論灌溉管理還是除草施肥,SRI需要種植者日常精心看護,比傳統耕作方式消耗多得多的人力投入。這些人力投入往往沒有進入成本收 入的統計,可農民自己心知肚明。

    數據顯示,采用SRI的可能性與非農收入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這就意味著,當農民們有可能在農業勞動以外獲得一定收益的時候,他很少會考慮轉向勞動更為密集的SRI方法。而只有那些賦閑在家,勞動邊際成本為0的勞動力(往往是家庭婦女),才可能考慮使用SRI。田間勞動,即使只是澆水施肥等勞動,也有明顯的機會成本。

    所以SRI的本質是占用勞動力的家庭生活時間,把婦女,兒童等用于閑 聊,打牌的時間,轉換到田地生產之中。雖然它的畝產量會提高,有一定的經濟效益,但也會擠占人們的家庭生活時間,帶來不小的負效用。權衡比較,農民們才決定是否采用SRI。統計也顯示,采用SRI的家庭的兒童輟學率并不比非SRI的家庭要高。這就說明,絕大多數家庭即使采用SRI,也不愿意兒童輟學來幫 忙,覺得得不償失。同時,SRI也沒有讓家庭變得更富裕,可以輕松供養孩子讀書。SRI與家庭收入行為之間的關系,仍然模糊不清。

    水稻背后的故事往往非常復雜。比如現有的數據表明,越是風險規避的印尼 家庭,越不愿意采用可靠增產的SRI技術。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可以有多種解釋。比如印尼每年糧價波動都很大,采用SRI即意味著將更多勞動投入糧食生產, 最后收獲,出售糧食時,面臨的風險也隨之增大。從風險分攤的角度看,農民應該把有限的勞動力投入到不同的領域。非農勞動收入的風險可能也很大,我們對此還 缺乏有效的估計手段。另一種解釋是,風險規避的家庭往往比較傳統,更重視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因此他們可能情愿放棄60%的糧食增產,而讓母親能專心地做 家務和照顧孩子。

    在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之前,我們很難得出可靠的政策建議??梢钥隙ǖ厥?,農民很多看似非理性的選擇背后,都有著更復雜的,難以觀察和衡量的因素在起作用。還是舉個中國的例子吧。比如浙江的氣溫與降水足可以種植雙季稻,毋庸置疑??烧憬∧壳暗姆N植約90%為單季稻。許多農民表示,水稻插秧的人工成本,每天要達到150-200元,非常高。單季稻比雙季稻需要更少的人工,所以單季稻與雙季稻相比,雖然產出總量偏低,實際收入卻更高。

    所以在農業政策研究中,除了傳統的對“天時”,“地利”的關切外,恐怕應該越來越多地將注意力轉移到“人”身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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