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文
在安妮·阿普爾鮑姆典籍般的《古拉格：一部歷史》中，這位普利策獎獲獎作家不只一次問道：斯大林和蘇聯執政者讓古拉格不斷發展壯大，究竟是出于何種動機，“它們是作為集體化、工業化以及發生在這個國家的其他進程的附帶后果而偶然出現的呢？還是斯大林精心策劃了古拉格的發展壯大，早就打算逮捕成百上千萬人呢？”或者，更直接一點：是因為斯大林想要清洗和關押的敵人太多，所以古拉格不斷擴大；還是斯大林早就謀劃好了要建立一個龐大的勞改營系統，他接下來只是不斷為之增加新的囚犯。
安妮·阿普爾鮑姆并沒有給出直接的答案，但是她在自己的書中寫道：“即使沒有一個精心設計的方案，至少斯大林本人當時堅信囚犯勞動力具有巨大的優勢，并且至死一直保持著這種信念……他或許已經預料到，借助強制勞動力所取得的工業新成就將會有利于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許多純屬間接但很有趣的跡象表明，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所進行的大規模逮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為了滿足斯大林對勞動力的需要，而不是為了嚴厲打擊他心目中或者潛在的敵人。”
她推測斯大林有可能是將動用農奴建設圣彼得堡的彼得大帝作為自己的榜樣。到今天為止，已經“沒有什么人記得有多少農奴死于圣彼得堡的建設過程中，而所有人都稱贊這座城市的美麗壯觀”。斯大林相信歷史的殘酷邏輯在于只會記住最終的勝利者，而不會在乎被車輪碾過的人。
對勞改營和勞改營可能取得的成就的關注，讓斯大林投入了巨大的注意力在其上面?；蛟S會讓后人感到驚訝的是，安妮·阿普爾鮑姆發現，斯大林的關注并不是僅僅停留在理論上。他“直接關注在勞改營里勞動的人，誰被逮捕了，他或者她在什么地方服刑，他或者她的最終命運如何。他親自審閱犯人或者他們的妻子寄給他的釋放申請，有時還在上面批示，常常是只言片語的回復（‘繼續服刑’或‘釋放’）。”
按照她的描述，這一進程從1929年開始。從那時起，“集中營有了新的意義”?？死锬妨謱m中的獨裁者決定利用強制勞動力來加快蘇聯的工業化進程。古拉格經過了整個二戰期間以及四十年代的持續擴張，在五十年代初達到了全盛狀態。
除了斯大林之外，古拉格的囚犯和研究者們普遍認為，龐大的古拉格經濟體的興起，同一名叫納夫塔利·弗倫克爾的囚犯密切相關。一個傳說這樣講到，當弗倫克爾以囚犯的身份進入古拉格時，集中營里“組織工作的混亂低效、財力人力的純粹濫用”讓其大為震驚。弗倫克爾難以壓抑自己身上流暢的經濟理性的血液所帶來的激情，他坐下來寫了一封內容翔實的信，“確切地指出了集中營的工業、林業、農業和制磚業各自存在的問題”。
弗倫克爾也因為從囚犯變成了集中營管理者，而成為古拉格各種傳說中的一個傳奇人物。他是一個讓古拉格這架嗡嗡作響的機器開始運轉起來的人。集中營向一個經濟單位的轉變，帶來的后果有利有弊。最明顯的好處是，“隨心所欲的殘忍行為越來越少……在一個將勞動能力看得高于一切的機構里，這種行為被認為不合時宜。”而弊端則在于，在他的領導下，集中營模糊了“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的身份界限。在此前沙俄的監獄中，政治犯是享有特殊待遇的特殊地位者。他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受人尊敬的人。但是在古拉格經濟體中，“政治犯”不再存在了。集中營不再承認享有特殊待遇的囚犯。取而代之，管理者和國家機器將所有囚犯都視作可以產生經濟價值的勞動力。
“勞改營進化了。它們不再是一個個管理方式獨特的勞動場所，而是一個羽翼豐滿的‘勞改營工業聯合體’，具有內部管理規則和習慣性行為方式，還有專用的配送體系和特殊的等級制度……直到斯大林死亡為止，這些方法幾乎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變化。”安妮·阿普爾鮑姆寫道。
當勞改營的管理者需要某一個領域的技術專家時，他們就會想辦法弄來一個。內務部的負責人、同時也是整個古拉格體系的領導者貝利亞用殘酷的工業理性在統治者蘇聯的勞改營。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這些無辜或者確有罪行的囚犯們用雙手勞作。甚至在某些特別的情況下，貝利亞會親自下令把一些有才能的科學家們找出來帶回莫斯科，“內務人民委員部派人給他們洗澡、理發、刮臉，并且先讓他們好好休息一下，然后便把他們派到監獄的實驗室干活”。
通過這種方式發掘出來的專業人士包括蘇聯的人造衛星之父謝爾蓋·科羅廖夫。正是在后者的指揮之下，加加林飛入太空，成為人類第一個進入太空的人。也正是在這種刺激之下，美國加速了登月計劃。
戰爭爆發后，古拉格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為盟軍的戰爭做出貢獻。按照這本書的作者的統計，在戰爭的前18個月，有35個古拉格“居民點”轉而生產彈藥。
當然，在這個龐大的勞改經濟體中，有兩點事實讀者必須牢記：第一，盡管斯大林和貝利亞的經濟頭腦讓他們相信囚犯們必須得到合理對待，這樣才能保證生產的高效，但古拉格仍然是一個殘酷的死亡營地。莫斯科制定的規則很難得到完全的執行。“對于大多數管理者來說，重要的是對死亡率保密，或者至少部分保密：發現死亡率太高，負責人就有受到處罰的危險。”
第二，盡管斯大林一再說服自己相信，古拉格經濟體對蘇聯的經濟建設會起到積極作用。古拉格經濟體的民間發明者納夫塔利·弗倫克爾也一直認為，每個勞改營都可以自負盈虧，像一個真正的公司一樣。但是，事實是，“勞改營浪費巨大，腐敗嚴重，同時最重要的一點是，無法取得經濟效益。”斯大林的同僚和繼承者們都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只有斯大林本人除外，因為，“斯大林的鎮壓癖與他對強制勞動經濟的偏愛再次天衣無縫地結合起來，以致當代觀察家難以說明他究竟是為了建立更多的勞改營而增加了抓人的數量，還是為了給所抓的人安排去處而建立了更多的勞改營。”
因此，毫不奇怪，斯大林的去世會成為古拉格走向解體的最關鍵的一步。他的死“標志著蘇聯大規模強制勞動時代的終結”。赫魯曉夫時期新任的內務部長杜多羅夫向中央委員會提出改組勞改營的建議。他不再希望勞改營成為經濟上自給自足的經濟體，而是希望將其改造成正常的監獄。囚犯們不再需要為創造利潤而勞動，”強制勞動力不再是蘇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過安德羅波夫短暫的高壓時期后，改革家戈爾巴喬夫接管了前蘇聯。他的一連串驚人的舉動正包括終結古拉格：他在1986年底決定，大赦蘇聯全部政治犯。
這個驚人的經濟聯合體毫不意外（或者讓人驚訝）的是，它在經濟上并未取得任何足以稱道的成就——毫不意外是有人可能會想到強制勞動的創造力總是有限；而讓人驚訝則是畢竟這個系統動用了那么多免費勞動力。拜索爾仁尼琴和無數描寫古拉格的作家所賜，古拉格成為了二十世紀讓人印象最深刻的罪惡代名詞之一。它對人的折磨和摧殘遠比它的經濟成就來得驚人。安妮說，在獲釋多年以后，古拉格的居民們經?？梢栽诖蠼稚蟽H僅通過“眼神”認出以前的囚犯。
這本書最讓人震驚的段落并不是她對古拉格所有的殘酷的描述，而是當她即將結束這本書時，作家以一種鎮定自若的口吻寫道：寫作本書并不像陳詞濫調常說的那樣，“為的是使這種事不再發生。”寫作本書是因為，幾乎可以肯定，這種事情還會再次發生。極權主義哲學曾經對成百上千萬人產生過——而且還將繼續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當政治上的強制、經濟上的貪婪和意識形體上的愚民化結合到一起時，“在為蘇聯國家及其經濟目的效忠這一更加宏觀的概念下，以生產指標的名義而實施的殘忍行為在那些實施者看來簡直令人肅然起敬。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像勞改營的本質一樣，這種殘忍行為的本質可以用經濟學術語掩蓋起來。”
因此，這真的就是未來的一面嗎？我們不知道。我想安妮·阿普爾鮑姆也不是在做預言，而是希望提醒我們歷史的殘酷性和我們自身的健忘癥，以此在最大程度上減少相似悲劇再次發生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