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lie T. Chang(張彤禾)/著
Picador USA
2009.02

by張彤禾
1.

十九世紀下半葉，華北遭遇干旱和饑荒，逃荒的人使得東北的人口開始膨脹。我的家庭也在這次經濟急速發展中脫穎而出。我的曾祖父張雅南,買了一個榨油廠和一個面粉廠，運用這投資賺來的錢成為六臺最大的地主。1890年左右，張雅南監督建造了一座有五個堂屋八個廂房的大宅院。祖先的牌位和畫像占領了堂屋，而活人則在廂房里吃飯、勞作、睡覺。中國家庭就是這樣生活的——死人把活人擠到一邊，而恪守孝道則嵌入到每一個房子的建造工程之中。這個宅院被命名為“新發源”，意思是“新的發源地”。宅院四周有高墻，毛瑟槍從每個角落的高處伸出，還有武裝民兵保護它不受強盜侵犯。一個家族有多富裕要看這個家吃的是什么，而在新發源，即使是雇來的幫手也能吃上豆沙包。

1898年我的祖父張春恩出生，幾乎村子里的每個人都姓張。從幼年起，他在家里的私塾上學，長篇大論地背誦上溯到孔子時期的四書五經。這些文字他懂不懂并不重要：教育是要塑造一個孩子循規蹈矩的言行舉止，早早地灌輸他溫良恭儉的美德。學習的終極目的是通過科舉考試，成為朝廷命官——這個制度基本上持續不變已長達一千年。

但那個世界在我祖父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已經開始土崩瓦解。十九世紀和西方的接觸讓中國碰得遍體鱗傷；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在兩次鴉片戰爭失利之后，清朝君主被迫簽訂了一連串“不平等條約”，開埠通商，給予西方列強和日本經濟和法律的特權。國內改革派人士大肆譴責傳統教育造成了中國的屈辱衰落。他們的努力終于在1905年正式廢除了科舉制度，各地開始設立傳授現代知識的新學堂。1911年，我祖父剛剛十二歲，清朝覆亡，共和政體取而代之。

我的祖父還是個孩子時，已經下定決心要離開家了——和現在一樣，所有通往成功的道路都是指向村外的。他的哥哥張奉恩以后有一天會主持家業。但是作為正房的第二個兒子，我的祖父占了個優勢：他可以離開。1913年春天，他入讀吉林中學。這是本省第一個教授新學的學校，它略過傳統的四書五經而主張教授數學、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三年之后，祖父離家去上北京大學，全國現代學校系統的翹楚。

當時北京大學的多數學生來自沿海一帶富裕的商賈家庭；我的祖父是個局外人，有些像個科羅拉多州采礦小鎮拿獎學金的孩子出現在哈佛大學。和我祖父同時期在北大，有位在圖書館工作的，名叫毛澤東。

如果傳統的價值體系完好無損，我祖父很可能取得大學最高學位，順利地在政府找到工作。但是新學已經把他帶往意想不到的方向：祖父獲得一個省級獎學金，送他去美國留學，于是他念完大二就退學了。他娶了一位叫李秀蘭的年輕女士，是家里給定的親——婚后第三天，他登上了開往美國的輪船。

我的祖母當時在北京女子師范學院讀書，這也是全國最早收女學生的院校之一。她的本科是體育和音樂。她參加學生示威游行，抽煙，還改了個新名字：李薌蘅,　她喜歡這兩個更罕見的字。畢業之后她在省會吉林市一所高中教書。

2.

我的祖父1920年到達美國。那是個私釀金酒，愛撫晚會和黑幫教父的時代，但是他簡直沒注意過這些時髦事。日記的字里行間都是關于他探索值得學習的課程和中國的政治局勢。這兩個主題相互關聯：通過在美國掌握正確的技能，他才了解能幫助祖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必備的知識。他心不在焉地學了點兒文學和經濟學，最終鎖定了采礦工程：發展工業必能拯救中國。

幾千個中國學生在二十世紀的頭二十年去到美國，這也是最早的出國留學大潮。他們視西學為幫助中國最有效的辦法，因此傾向于學習實用的學科，比如經濟學，自然科學，尤其是工程學科——從1905~1924年間大約三分之一的中國留學生選擇了工程學。我的祖父在密歇根礦業學院求學，那里靠近加拿大邊境的一個古老的銅礦地區。他于1925年畢業，全班四十四個學生中排名三十三。顯然對他，新學很不容易應付。

我也是偶然發現祖父的日記。我父親說家里這些年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內戰、去臺灣、來美國，他們把一切家當都棄之不顧了。我開始調查家史一年多以后，我和父親通電話，問他有沒有屬于他父親的東西。意料之外的是，他說他身邊有兩本日記，一本是我祖父在美國寫的，另一本是全家戰時住在重慶時寫的。兩本日記大概有一千多頁。“沒什么意思,”我父親說。“他就寫了一些像是‘今天日本軍隊逐漸逼近城市’這樣的東西。”“其實，”我說，“那很有意思。”

透過他日記的字里行間，我逐漸了解我從來沒見過的祖父。他是一個上下求索的年輕人，夢想能從事各行各業。他像農民工一樣干一行，換一行，很快心生厭倦又很焦慮他學得不夠。他孤獨寂寞漂泊無定。自強是日記里不變的主題。完成學業后，我的祖父在東北部和中西部的工廠和礦山做了兩年實習訓練。他在芝加哥上夜校學習電機。一篇篇日記里零星夾雜著他想要記下的陌生單詞：古德曼標準短壁機、水泥沙子爐渣比、金字塔泵平爐攪拌機高爐波紋底架門。

在美國的那些日子，我的祖父改了他的中文名字。新選擇的漢字，莘夫，出自一個古老的成語，莘莘征夫，翻譯過來就是“許多勤勉出征的男子”——我的祖父立志成為這樣的人：一大群人，致力于盡忠服務，而自我則消隱在名字里。

 祖父在1927年夏天回到中國。他回家的第一天，他的父親在村里辦了一場接風慶典，慶祝他最寵愛的兒子千里迢迢從美國給家里帶回榮耀。第二天，一家之主拿出一根叫做“家法”的木棍——傳統的家庭用家法來懲戒小孩和傭人——打了他一頓。在美國，他的兒子從文學專業轉到學礦業工程，而竟不先征得家長的認可。姑且不論這位父親遠在一萬公里以外，加上對美國大學體制毫無所知。在中國家庭里，父親的話就是法律。這一頓好打，我祖父好幾天都不能坐下來。

他的父親想要他留在家里幫忙管理家業，但是這個年輕人拒而不從:　他厭恨張家大院生活的糾葛，很高興能逃脫。他在中國遙遠的東北哈爾濱的穆棱煤礦得到礦長的職位。

1931年，日本軍隊長驅直入東北的南端。六個月內，日本軍隊占領了整個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日本人來了之后，我的祖父到了關內。

1937年戰爭爆發的時候，我的祖父在河南一個煤礦當礦長,　他幫忙把設備從河南運到八百公里外的四川內陸。作為國家資源委員會——負責戰時建設國家工業基礎的政府機關——的一名官員，他被派遣到偏遠礦區，監督戰略性物資的生產。他通常會先去到一個地方，等到情況安定時再給我祖母寫信。五個孩子，一個個都出生在邊遠的礦業城鎮。老大藹蕾出生在哈爾濱煤礦，那時我的祖父從美國回來后在那里工作；我的伯伯立豫和我父親在河南中部的煤礦地區出世。四川煤礦，小姑姑藹鎣出生；湖南汞礦，叔叔立程。我祖父的理想主義在這些與世隔絕的地方留下足跡。大多數留學歸來的學生生活在大城市，但是祖父認為他的工作在國家相對落后的地方更有意義。

個人關系被切斷了——在戰爭的混亂局勢中，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別人失去聯系。一家人會到一個新的地方，剛送孩子入學，接著幾個星期之后又離開。伯伯立豫跟我說，他小學六年搬了七個地方。和農村老家聯系非常困難：寫給東北的家書必須繞遠路避過封鎖線。更令人驚奇的是，人們這樣還能再次找到彼此。戰爭快結束的一天，一個叫趙鴻志的很帥的大學生走進重慶礦業局員工餐廳，認出了我的祖父。他家和我們十多年前在河南煤礦就有了交情。趙鴻志受邀到家里吃晚飯，并開始追求我的大姑姑,　他們從小就認識。

戰爭期間也有家人重聚。我祖父的哥哥留在家里照顧家業，他的兒子張立教,　到北京上學，當時我的家人也住在北京。傳統中國家庭里，親兄弟和嫡堂親是一樣的親。我的祖父祖母給立教住的地方，給他付學費；我伯伯和我父親從孩提時候就學著向“立教哥”看齊。以后為躲避日軍進犯一家人搬到重慶的時候，立教也和他們同行。

對我的祖父來說，戰爭時期令人沮喪。戰爭不光奪取生命造成毀壞，工作難以為繼，事業中斷，交通阻隔。偶爾他也會懷疑這樣工作是否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