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繼《革命》之后，著名歷史學家楊奎松推出新作《忍不住的“關懷”》，將研究視角擴展到知識分子領域，試圖重構巨變前后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5月11日，理想國文化沙龍就該書，做了一場深度沙龍“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及其現代命運”，活動在清華大學舉行，金雁、楊奎松、雷頤、楊念群、許知遠具有公眾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參加討論，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周濂擔任主持。

20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最早投身救國救民的一批人，自以為了解政治大勢，最終卻在政治運動中不知所措，受人輕視，楊奎松認為這是這批知識分子最大一個悲劇。“投誠”？“叛國”？“跟黨走”？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天生軟弱，還是中國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種“知識分子”？楊奎松坦言，在寫本書時，他是將知識分子當做人來研究，探討人在這樣一個巨變前后的人性是如何展現的。他反復問道，如果處在那種環境下的是我們，我們該如何選擇？

對比蘇俄以及東歐知識分子，金雁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并非孤例，其他國家也有，但最終選擇不同，不是由于人性差異導致的，而是由時代環境造成的。楊念群則認為導致中國知識分子悲慘性結局的原因是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他們最缺乏的是在艱苦條件下的內心孤獨感的承受力。

雷頤認為，造成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得不到民眾信任，也得不到政權信任的“百年孤獨”困境，本質上是他們面對學術與政治的矛盾抉擇問題，“他們寧愿在斯大林的統治下當一個工程師，也不愿意流亡當白俄，那這個情景到1949年之后，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就面臨這種選擇”。

對于知識分子曾經的這種困境，許知遠表示，自己年輕的時候對此很不屑，因為覺得他們總將自己的傷疤揭開給人這種行為十分酸腐，但后來發現，這是自己本身對知識固化、簡單化導致的，更重要的是這是在逃避接觸到這些歷史真實時候的心中不安的感覺。他認為現在最大的精神危機是許多知識分子還有年輕人放棄承擔自由的渴望，加入考公務員的行列，希望成為龐大系統的一部分。 

以下為當天活動的精彩摘要 

楊奎松：

大家把歷史當成一種故事和知識，但是研究歷史干什么？我研究歷史非常重要的初衷就是想要去了解，歷史當中發生了這么多事情，無論是喜劇、悲劇的事情，那么背后原因是什么。

我們不能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最悲慘，俄國和很多國家知識分子也面臨過這樣的命運，我想要寫的另外一種書是講小人物的故事，他們不是知識分子但是他們同樣遭受到了類似的事。我想寫的是人，更想寫的是處在一個社會過程中我們人性是怎么表現的。

我們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拿什么來衡量一段社會歷史和人類進步的標準。

所有的悲劇性的問題尤其是帶有群眾運動型的問題，大部分發生在60年代，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個情況，很多我們所講的、難以接受的一些現象，特別是大規模的傷害人權的現象，摧殘人的生命權的現象，其實更多的是發生在落后時代。

冉·阿讓的故事讓我觸動非常深，我們為什么有這么一個主教？沒有人啟發他良性的東西，讓他有一個發展空間，引導他去走上正確的路，沒有。一旦這個社會形成某種價值觀以后，沒有人能夠去抗拒價值觀。好人就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如果你是壞人永遠就別想翻身。

人本質上不見得都是壞的。但是如果我們用一種敵我的觀念，用一種階級斗爭的觀念，我們會發現整個社會會如果一出現分類，那么好壞會變得涇渭分明，沒有人能夠插足其間，或者踏足一步，要么你選擇這邊，要么那邊。

悲慘世界里面的貧富差距太大了，那么想爭取那樣的社會改造必須通過革命改造，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實現。所以像法國那樣的地方文化背景下革命是很難避免的，但是問題在于那樣的一種情況，我們很容易就會被聯想到，其實我們今天社會 當中很多不公平的現象貧富差距的現象，包括我們今天講的我們無法改變的污染問題。其實都是這樣一種貪欲造成的。

如果你不尊重過去舊的文化和發展基礎，那么回過頭來，就可能給我們自身帶來各種各樣的傷害，從這個意義上我們看，我書里反映的時代，是一個革命動蕩變化改造的時代，所有人想的只有一個問題，就是國家怎么樣，民族怎么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