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嚴搏非

劉小楓近年來時不時會出版一本他的讀書筆記，去年是《共和與經綸：熊十力“論六經”“正韓”辯正》，最近則是《設計共和：施特勞斯“論盧梭的意圖”繹讀》，這成了小楓治學的一個路數。這本《設計共和》其實是讀盧梭的一篇三萬字的論文“論科學與文藝”，只是中間還夾著個施特勞斯，他要透過施特勞斯的評論來讀盧梭，要對照自己與施特勞斯的感受，回答施特勞斯對盧梭的質疑，以及檢討自己為何沒有看出施氏所言的盧梭，等等。這般的繞法，加上小楓干凈的筆法，讓文章變得極有張力。無論小楓本人是否讀對了盧梭，甚至是否讀對了施特勞斯，書都是好看的。雖然繞到最后，在小楓的筆下，既否定了盧梭的啟蒙也否定了盧梭的自由。

　　盧梭本人是一位智力極高、抱負亦極高之人，他的著作盡管傳入國內很多年，而且看上去也不難懂，但真正讀懂了的，大約沒幾個。這主要緣于盧梭本人思想的復雜性和他對那個時代的復雜情感，以及更重要的，我們與盧梭畢竟已經遠隔了200多年。我們早已遠離了那個時代的苦難，也不再記得當時狂飆涌動的歷史大潮，以至于施特勞斯包括劉小楓可以用20世紀的有限的新問題和新見識去解釋盧梭，并以此來判別今天。好在，我們多少還是可以回去的，我們至少可以回到盧梭那個時代，去看當時的人們對他的理解，看那些在相近的背景下他所激發出的思想，并由此體會盧梭的真相。據說當年康德遇到盧梭（盧梭的《愛彌爾》）后就極為震撼，第一次打破了他慣常的散步習慣，三天后再出來時，已經改變了他的哲學目標，盧梭就是那個重新奠定他哲學態度的人。他要以某種（盧梭的）自由概念來建立他的哲學體系。于是，康德與盧梭相遇的一個結果，便是對哲學的重新定義：哲學不再是形而上學之謎的解答，而是自由的證成，因為對于“恢復人類的權利”而言，這才是最重要的。

　　以小楓的方式解施特勞斯和解盧梭并非不可，這種解法也確實能帶來智力上的愉悅，但正如上面所引康德，盧梭有其更重要的部分——“恢復人類的權利”，這是知識人在思考“何為好的政制”時不可繞過的前提，更遑論在今日的普遍權利缺失之下。于是對于我們而言，關于盧梭，我們更應當做的是回憶他在《社會契約論》中對霍布斯那精彩的駁斥?；舨妓拐J為，公民必須放棄他們的一切權利，將它們交給政治組織，藉以交換政治共同體對自己生命的保存和擔保。然而盧梭說這是荒謬的！沒有任何存有者可以放棄其本質，因此，人類根本不可能為了要一個政府而讓渡自由：關于國家的哲學（小楓之“政制”）必須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去建立，也就是說，國家的政治組織不過是人類自由的實現，而不是犧牲自由的結果。國家，必須奠基于人類作為自由存有者的本質之上。這才是最重要的盧梭：現代政治將人從上帝的律法下解放出來，并將人定義為“自由”。這里的“自由”不僅是主宰行動的來源，同時是辨明是非的法則的來源。于是，就有了進一步的康德：自由即自律，它構成了法則的自我產生！從而，“自由”，才是最終的、令一切行動得以相容的、普遍目標的根源。

　　這才是那個影響我們直到今天的盧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