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王雋/文 作家陳村3月31日上午在微博上發布了他的老友、《萌芽》雜志主編趙長天在上海病逝的消息，這是個在普通人眼里有些遙遠的訃聞，但對于1999年及以后升入中學的人來說，是有些震驚的。如果你中學時有一點點熱愛文學，在寫語文課的周記之余還悄悄寫點小東西，趙長天起碼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與一期一會的《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上海市巨鹿路675號、青松城、市三女中等字眼連在一起，拼貼出許多人關乎文學的青春記憶。

上個世紀末，中學里的流行讀物出現了不少新鮮角色，都和網絡有關。蔡智恒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初讀有點意思，但文學性弱，也談不上有文筆。安妮寶貝的《告別薇安》在極少數女生中流傳，因筆法陰郁、涉及部分性描寫，且都是上海女作家，害怕被家長以為是與衛慧、棉棉等類似的讀物不敢公然地拿到學校里看。

也是1999年底，《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優秀作品集》在新華書店上架了，書價很高，學校里還是有不少人悄悄地買回家了，是用零用錢，因為泛濫著高三壓抑情緒、有早戀傾向的文章在大多數父母和老師的眼里壓根稱不上是作文，改觀是在他們得知第一屆的一等獎獲得者被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一流院校免試錄取時才發生的。

這套作文書帶來的震撼與十幾歲初讀盜版的《百年孤獨》的震撼是不同的，后者是用你認識的字創造了一個你從未想象過的世界，似乎打通了一些隱蔽的窗口，有陌生的光束照進來，讓文字通過神奇的排列組合，有了新的可能性，但它是極其高大、遙遠的。前者卻離你的筆更近，它告訴你可以這樣寫，即便你的語文老師給你畫一個叉，你仍然可以這樣寫，隨心所欲，吐槽高三生活也好，抒發對某人的曖昧情緒也罷，將壓抑多年的孤獨感宣泄出來沒問題——寫得出《百年孤獨》來就越發好了，這些文字統統可以寄到上海市巨鹿路675號，附上一張報名表，一封掛號信而已，也許會收到一張復賽通知，也許沒有，但那又怎樣呢？在這之前，還有任何一個比賽允許你寫這些離經叛道的玩意兒嗎？不存在。我們都知道，中學里的作文比賽都不是開放平臺報名的，語文老師擁有推選的權力。

有意思的是，先前《萌芽》要改善發行量只有1萬冊的不妙狀況時，也曾采取過由語文老師推薦作文選登的辦法，但很快反饋就來了，讀者們并不喜歡這種“體制內”的作文。趙長天改變了風向，決定做一個“新思維、新表達、真體驗”的作文比賽，最開始可能沒想到，它會成為許多年輕作家的起步。

事情是很微妙的。你真誠地做一件事，就會收到真誠的回饋。首屆比賽是悄無聲息就開始了，那時候我所在的合肥市還沒多少人看《萌芽》，只有郵局出售，相信全國的大部分城市都是如此，所以第一屆參賽的人數不多，但卻出現了讓讀者印象最深刻的一批稿件。且不去提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19歲的宋靜茹在《孩子》里寫到“背著古怪的背包穿梭于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像頭鹿一樣優雅，像只老鼠一樣匆忙，笑得一臉寂寞。我漠視生活，痛恨政治，嘲笑社會，遠遠地避開人群，唯一相信愛情卻沒有愛情，用我自己的方式告別平凡卻并不出色”。19歲的徐敏霞寫道：“房子買下來了，我和媽媽熱情高漲，我們在為自己的家忙碌。一切都可以隨心所欲，哪怕我們想在家具上刻下我們的名字……遷入新居的那一天，無人為我們的杰作喝彩。”15歲的丁妍寫了篇《東京愛情故事》，里頭提到她喜歡藍蓓絲的洗發水，水果味道很好聞……現在看來毫不起眼的句子當年第一次被寫進中學生作文里，像“水果味的藍蓓絲洗發水”、“在家具上刻下我們的名字”這樣的細節被許多人記了十幾年——在這之前，作文里很少出現真實有趣的細節，只有枯燥的定式的起承轉合，作文與試卷上的考題一樣無須才情只要方法。

辦完第一屆比賽《萌芽》的銷量就開始飆升，幾年內穩定在25萬，之后破50萬，每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銷量超過30萬冊，趙長天用一個比賽拯救了這本1956年就創刊的純文學雜志。仔細想想，他也是在給自己和同事找“事”——與坐在辦公室里打電話約稿不同，舉辦大規模的比賽實在有點自討苦吃的味道——不止是共足量巨大，比賽不需要報名費，還會為外地來滬參加復賽的同學報銷硬座火車票。到2012年為止新概念吸引了超過65萬人次參賽，近300名獲獎者取得高考加分資格，后來取消了高考加分這一項，反而讓文學比賽更加純粹了。

然而，對參賽稿件主題千篇一律又成“老概念”的批評一直在，有不少人認為新概念三個字在某種意義上與青春文學一味追求辭藻華麗、無病呻吟的特征緊密相連，這些批評都是良性的。只是在文學蕭條的年代，在中學作文教育無趣、僵化的現狀下，給想寫東西的年輕人一個獲得肯定的機會太重要了。所以在悼念微博里，青年作家們都在反復表達一個意思：“改變我們命運的人去世了。沒有趙老師，我們并不知道自己是能做這件事的。”

再者說，文學這件事不是一次比賽可以決定的，青春文學的種種毛病也許會隨著作者年齡與閱歷的增長而消褪，大部分參加比賽的人最終也并沒有吃作家這碗飯，讀作品的學生會有自己的判斷，取與不取全在自己，趙長天等編輯們謀求的是一個丟棄桎梏的平臺。

陳村一直感慨趙長天就是“傳說中的典型的上海人，低調，靠得住”。在提攜后輩這件事上，不管是給不相識的小輩提建議，還是寫書評，趙老師給人的印象一直是認真的，善意的，謙和的。作家夜X說了一句話，“就看他在體制內二十年沒有升遷，大概也能明白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曾經參加過第四屆新概念的我，和大多數人一樣，沒有去讀中文系，沒有成為作家，但高三時接到復賽通知的心情一直記得。那封掛號信躺在父親辦公室的文件堆里，差一點點就過期了。后來在報紙上看到“全國的參賽人數在3.5萬人，接到復賽通知的是197人”的消息時，是比考試時得作文滿分還要高興的。

3月的最后一天，因為看到趙長天離世的消息，和許多人一樣想起這段往事。15年來，一共有70多萬人投稿參加比賽，近3000人接到復賽通知，在上海2月初微寒的下午，從高三的課堂里逃脫出來，坐在市三女中的七一樓里，寫三個小時的最不像作文的作文。我們不會忘記這件事，以及創造這件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