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四鸰/文

初版的《格林童話》剛問世時，遭到一片批評，其中一個批評來自格林兄弟“民間文學”研究的引路人、海德堡浪漫派創立者之一柯萊門斯·布倫塔諾（Clemens Brentan）：“就整體而言，太讓我失望了，一點都興奮不起來。所謂忠實地記錄下來的民間童話，沒有任何意義，骯臟，故事又非常短，實在是無聊至極。”幾年后，格林兄弟決定出版第二版，并從學術路線改走為兒童路線。在1819年第二版的序言中，他們去掉了之前忠于民間故事來源的宣稱，而是慎重地表明：“任何不適宜青少年閱讀的內容都被刪除了。”

  從1812年初版到1857年第七版， 45年間，格林兄弟，尤其是弟弟威廉·格林，不斷對童話集進行增減和潤色， “以符合讀者的期待”，如將一次次欲置白雪公主于死地親生母親改為惡毒的繼母，解救她的人則從父親變成一位年輕英俊的王子，一個頗具人類學意味的故事終于變成一則“公主王子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話。1859年，73歲的威廉·格林去世，于是，1857年的“潔版”《格林童話》成為最終版本。

即便如此，潔版童話中所包含或隱喻的弒父殺母、父食子、母食女、肢解、食人、偷情、懷孕、亂倫、謀殺等情節，依然為人所詬病。近日，為了紀念“格林童話”200歲生日，德國啟動了近乎一年的紀念活動，如何看待“格林童話”在德國文化中的身份和地位成為這場盛大紀念活動首當其沖的話題。“德國人為什么會犯下貝爾森和奧斯維辛集中營這樣的惡行？”對此，德國作家金特·比肯費爾德認為在“格林童話”中能找到答案。 

將“格林童話”與納粹主義聯系起來，這一個觀點并不新鮮。早在1978年，德裔美國學者路易·斯奈德便在《德國民族主義根源》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闡述了格林兄弟對德國民族性格的形成的負面作用，如“服從、處罰、獨裁主義、軍國主義和美化暴力”。因此，《格林童話》在德國幼兒園被禁幾十年。然而，與“格林童話”殘暴的內容本身相比，更需要重新思考是格林兄弟對待童話的殘暴的方式，將有著豐富可能性的民間故事規訓為一種簡單的同一的模式：美麗的必定善良必定有好結局，丑陋的必定邪惡必定沒好下場，有著豐富意義的民間故事都被規訓為一種純潔的高尚的模式。且不說有沒有必要為了兒童而取消故事與現實的豐富性，單單這種對同一模式的追求，就是最危險的。在憂郁的阿多諾看來，正是西方文明中這種對“同一”的理性追求才導致了集中營。將數百萬猶太人、同性戀者、殘疾人、吉普賽人、少數民族等數百萬人全部屠殺的事實是“野蠻”的，但在阿多諾看來，更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這個野蠻過程所表現出的“理性追求”——對某種純潔、崇高的追求。在他的《否定的辯證法》一書最后，阿多諾悲憤地追問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的荒謬：為什么法西斯分子正是在追求純粹的本質（種族）同一性中，聽著西方古典音樂來進行恣意殺戮的呢？

套用阿多諾的話，無論是在童話中，還是現實中，“應該被認識的東西也許類似于腳踏實地的東西，而不是類似于崇高的東西”。為此，我很愿意推薦唐納德·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后傳》給沉醉于“格林童話”的人，那個有煩惱、有心事、有嫉妒、有壓抑，想入非非忿忿不滿充滿女權意識的女人，難道不是白雪公主嗎？或是凱瑟琳·奧蘭絲汀的《百變小紅帽——一則童話三百年的演變》，看看純潔的女孩是如何搖身變為夜總會的舞女或是開著敞篷車賣弄風情的時髦女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