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汗之國》

                                                     【美】史景遷 著

                                                         阮書梅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張耐冬/文

據說錢鐘書先生在回絕一位讀了他的書之后想要登門拜訪的讀者時說：如果你吃了一只雞蛋覺得味美，何必要認識那只下蛋的雞呢？對 于單獨的個體來說，受其惠確實不必識其人，個人也有選擇不被認識的自由。而且，在“是否應該被認識”之外，還有“是否能夠被認識”的問題，司馬遷就曾談到 過自己對張良的想象破滅的例子：“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可見識人之難。

相對于個體的人，國家則一無選擇是否 應該被外界認識的自由，二有是否能夠被充分認識的難度，有關國家形象與特質的誤讀時常發生。中國就一直存在著這種被認識的困境，不但“中國”這一概念的所 指對象難以做幾千年一貫的定義，就連中國的具體形象，在各國各界之人的眼中與筆下，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在隨處可見“中國制造”、中國公民遍布世界的當 下，中國似乎也表現出一種強烈的被認識、被“準確”描述的需求，至少在我們的官方宣傳里是如此。

談到中國在域外的形象，我們很容易馬上想到 影像中的那些樣子：一個個拖著小辮子做苦役的“豬仔”，或是陰險狡詐、作惡多端的“傅滿洲”博士，以及手執雙節棍的李小龍。如果算上卡通形象，那我們還有 花木蘭和功夫熊貓。這些被夸張處理或憑空想象出的形象一度代表了中國，而若仔細翻看歐美人士對中國的認識，我們會發現，他們印象中的中國形象遠不止如此。

美 國學者史景遷在《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一書中，對西方所認識的中國形象做了較為全面的梳理。他的考察范圍上起1253年傳教士威廉·魯伯克出使和林 時所做的記錄，下至20世紀下半期卡爾維諾創造的文本《看不見的城市》，共選擇了四十八個對中國進行描述與研究的文本，每個文本都表現出其獨特的個性，而 他則將這些個性化的認識展現出來，并略作解說。

有趣的是，史景遷并未在書中給我們描繪出一個明確或肯定性的中國形象，他旨在呈現種種文本的 產生機制及其特色，而不是簡單地重繪一幅中國的圖景。為此，他使用了“觀測”一詞，作為這些對中國的描述與研究的統稱。在他看來，“觀測”代表了觀測者站 在自己的立場上，對其所認定的中國進行主體感受，因此本身就并非對中國的真實描述。但他并不認為這種非真實的描述就應被貼上錯誤的標簽而打入另冊，相反， 正因為觀測者主體認識的存在，才讓他們的描述文本極具個性，成為能夠被他人接受的、對中國做出的一種解釋。他提出，“觀察者藉觀看預期的目的地而發現自 己”，正是對這種觀測行為的最好詮釋。這種觀點，與伽達默爾所說的“前見”有契合之處，在伽達默爾的解釋學體系之中，前見必然存在，而基于前見所做的解釋 并不應被視為誤解而被拋棄，而應被置入時間之河接受洗禮。史景遷不動聲色地將四十八個觀測做時間性的排列，或許也是要將各類前見呈現于時間軸下。

在 導論中，史景遷特別提出，“觀測”一詞本身也有著多重含義，既包括航海中的瞭望觀察，也包括射擊前的定位，還可理解為賭博中的出千行為，甚至可以作為嘆氣 的代名詞。這一說明，也用詞語釋義的形式告訴我們對中國進行描述的行為本身含有多重性質，不能簡單地視為理性的認識與客觀的分析，而是在不同的環境、不同 的目的下由不同具有前見的人有意為之的事情。通過這種暗喻式的解說，他幾乎已經將他對這些觀測文本的看法和盤托出——只有復原這些觀測產生的背景，做出觀 測的目的以及觀測者自身的前見，對觀測的評估以及再解釋才成為可能。

對“觀測”的詞義解析還帶有一重含義，那就是對風行一時的“東方主義” 學說的回應。自愛德華·薩義德提出這一概念，東方主義經常被作為分析之利器，自中東以東的地區，凡是在來自歐美區域的描述中有與其真實狀況（或自認為正確 的狀況）不符之處，特別是關涉其自身利益者，就祭起東方主義這一法寶，認為這全出自“西方”的建構。東方主義者在認定東方的形象是由西方所建構的同時，自 己也建構起了一個看似整體而強大，實際上并不一定真實存在的作為建構者的西方。很多人在回應東方主義學說的時候都采用了直截了當的辦法，就是告訴他們并不 存在一個整體性的“西方”建構者，所謂西方對東方的建構，也只是在某種情境、某種目的下的觀測而已。值得玩味的是，史景遷本人對“西方”是否存在持比較謹 慎的態度，他認為，“也許有人會說——確實很多人這么說——根本就沒有西方這種東西。也許吧。然而我們在本書中檢視的那些制作觀測的人卻覺得他們分享了一 些共同傳統。”可能在他的眼中，簡單地否認西方的存在就和東方主義那種否定東方的立場一樣不可取，作為所謂東方建構者的西方并非完全憑空捏造，就如東方主 義所認為的被西方建構出來的東方并非本不存在一樣。

他所選出的四十八個觀測文本，按照不同的分類方式，可以分為若干種類：如果按照文本作者 與中國產生聯系的方式，可以分為親見者、耳聞者、傳聞收集者與想象者幾種；如果按照文本產生的具體形式，可以分為見聞記錄、個人想象與理性分析幾類；若按 照文本出現的目的來看，則可分為反省自身的借鑒、政策制定的依據、文學作品中的角色安排與戲劇性設定、對神秘性的追求等等。

之所以要按照各 種標準為這些文本分類，目的在于呈現出各種分類方法下各類文本的不同之處，若有足夠多的分類方式，那么各種分類法下不同類別的特色將充分呈現，這就可以讓 我們對文本的形成及其對中國進行理解時的諸種要素多一些認識。史景遷自己沒有做具體的分類，只是就每個時段內文本之間大體存在的共性做一個概括，以突出其 強調的時間軸的線索作用。

書中為我們展現了西方人在認識中國時慣常使用的兩種做法：與其母國文化進行比較，或從中國的現實中歸納某一時期中 國的特色。前一種做法是葡萄牙人派瑞在16世紀所寫的一份關于中國的報告中開始使用的，當時他使用比較的方法來說明中國法律的彈性特色；后一種方式則從馬 可·波羅時代就已開始使用，講述的多是西方未有的“中國特色”。兩種做法的區別僅在于表現形式，因為第二種方式雖然未有明確的比較法，但還是將西方的現實 作為默認的參照系。直接比較法的運用是在雙方皆有但大相徑庭的情況下存在，而直接講述中國特色則在西方未有的基礎上進行描述即可。這種比較的意識，以及他 們用來做比較的參照物，就是所有描述中國的西方論者共同的前見。

面對異質文明時，特別是這種文明不易直接用自己所熟悉的邏輯來解釋時，用比 較來凸顯差異，由差異來確定這種異質文明的特色，是一種自然的做法。這種描述方式，并非只應用于西方人看待中國時。近代中國的留洋學生容閎等人回鄉時，對 家鄉人講述自己在外修習之學業，就概括地以考秀才、考舉人來解說。曾經有論者認為留學生們的這種表述方式是他們對自己留洋經歷的不認同，其實不然，在一個 文化圈之內，只有用其所熟悉的概念和表述方式才能讓對話者理解自己的行為，為了實現順暢交流，只能以曲解為代價。

通過比較，每一種文化都能認識到他者的存在，而他者之所以被感知，就在于其特異之處。因此，《大汗之國》所列舉的所有關于中國的文本，都是對作為他者的中國的一次追尋。

當 比較成為一種通例，我們只能從比較的出發點去判定比較的用意所在。獵奇、反思自身的文明、為著現實的政策或利益、文學性的考慮、論證某一理論的證據所在， 都可以作為比較的目的，將這些文本中的目的性揭示出來，也是《大汗之國》要解決的一個任務。需要注意的是，以上這些可能的目的性在某個文本中并非互斥，相 反，它們可能同時出現，這正體現了各類文本的復雜性。僅從啟蒙時代而言，萊布尼茨、伏爾泰、孟德斯鳩、赫爾德等人對中國的論說，就往往兼有反思自身文明和 論證自己提出的理論等幾種目的，他們所建構出的中國形象也因此顯得較為立體且引人入勝。

對他者的觀測永遠不是單方面的，只有將所有觀測過程 都呈現出來，才能將觀測的意義完全說明。西方人進入中國，對中國的特色自會有所感知；親歷者往往震驚于中國文化不同于西方之處，便從現象入手進行描摹，未 曾有過親身經歷的論者則在已有的現象描述基礎上進行歸納闡發，或是單純尋找母國文明的反面，將若干反面因素進行拼接，造出一個理念中的中國。這些相對獨立 的觀測有一個成立的基礎，就是西方人作為外來者去感知中國。一旦中國人進入西方世界，新的問題便產生了：如何觀測那些作為外來者的中國人？如何通過這些個 體或共居的某些群體去觀測中國的文化？再進一步：當觀測者作為本地居民，被觀測者成為外來者，觀測的出發點、觀測體驗與結論是否會和作為外來者的觀測行為 大致相同？《大汗之國》專門以一章的篇幅討論這一問題，將馬克·吐溫等人對赴美華工生活的若干作品作為考察對象，讓我們看到，當中國人進入西方，對他們的 觀測夾雜了傲慢與偏見的情緒，丑化的手法和因陌生而產生的恐懼感。這樣的態度與當時美國對華工的普遍態度極為接近，這樣的群體意識，以及出自現實的利益考 量，促成了排華法案的出臺，后來又愈演愈烈，塑造出了超級惡魔“傅滿洲”的形象。也許，保持距離感是盡量減少觀測中的偏見必備的要素，當中國人出現在西方 普通居民的面前，他們可能是產生了文明的自衛心理吧。

對西方而言，中國是一個魅力與危險并存的神秘國度，至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這種 意識普遍存在。中國受到西方的關注度極高，這和它的歷史、文明特色與區域地位關系密切。然而，中國也并非是惟一受到注意并被反復觀測的國度，西方對中國的 觀測結果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并非不會出現，甚至中國人的自我認識也會出現眾說紛紜的情況。中國學者葛兆光近年來所做的“從周邊看中國”的工作，以及梳理“中 國”這一國家認同觀念的著作《宅茲中國》，可視為《大汗之國》的同類作品，它們分別從西方世界、東亞世界和中國內部來觀測、審視中國，若將三者做橫向的比 較，我們看到的中國會更加立體。

史景遷在概括《大汗之國》的立意時說：“這不只是一本關于中國的書，更是一本關于文化刺激與回應的書。”對 他而言，中國是觀測的對象，也是文化刺激與回應的案例；對我們來說，中國卻不只是觀測者建構的文化形象和學術研究的個案，還是我們所在文明的淵源，宅茲中 國，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