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孫明明/文

“8·15保釣事件”及其“風后潮”經中日政府積極溝通終有緩解，日方不僅較快地放了人，其外務副大臣也在8月28日主動抵京會談，以免中日關系進一步惡化。盡管其間還發生了日本駐華大使座車在北京街頭“被阻奪旗”的非理性行為，但9月是中日邦交正?；?0周年，雙方應會在爭議中認同戰略互惠關系的至關重要性。“8·15事件”這一并非“純民間”的沖突在控制中沒有無限升級。國人群情激憤后，若能對中日關系乃至更廣泛的國際戰略作些考量，是件挺有趣的事。

普通民眾很多是看電視認知“8·15”保釣人士登島事件的，那五星紅旗畫面和船長哽咽之聲，確實讓人振奮?？刹痪玫膱雒婢褪Ｏ卤瘧嵙耍喝毡狙策壨A擊、沖撞保釣船，日本海上保安廳人員阻止保釣人士登島，保釣人士則以預備的磚頭還擊，好在雙方無人受傷，保釣人士終被日方拘捕。而我方人被抓、船被毀之時，央視曾高調宣傳的中國海監船連個影兒也沒有，這多少讓國人在電視機前很失面子。

在捍衛島嶼主權的斗爭中，最應講究國家力量的綜合運用藝術。一般來說，在日方的實際控制下，中國民間保釣人士要登釣魚島宣示主權，其后果大致脫不開“生生上門、匆匆口號、一一就擒”的路數，這甚至都不能用“悲壯”來形容，而是悲情過分，壯色不足。再聯想我國南海諸島及日俄、日韓的島嶼之爭，基本烘托出一個鐵律：當今世界誰能對爭議島嶼行使實際控制權，誰就容易在政治、軍事斗爭中掌握主動權。

據稱“8·15”是我國民間第10次保釣活動，面對社會如此長久、自發的愛國行為，我們政府應怎樣及時、有效地給予保護和宣傳呢？電視里也看到政府一些緊張的作為和成效，不過，比照現代政府的標準來要求，工作的及時性和有效性尚需大的改進。因為14名保釣人士遭日方扣押后，我外交部的工作多屬善后性的。公民納稅養政府、練軍隊，就是因為政府和軍隊有義務在任何條件下、最大限度地保護每個國民的安全和自由。

這次還有媒體宣稱：日本右翼分子近來在釣魚島問題上頻打“民間牌”，我民間保釣人士必須去回應，以支持政府間的正面交鋒。我認為“民愿誠可貴、官用須慎行”，明知公民去闖日方實際控制的釣魚島時，政府和軍隊都難以提供隨行、有效的人身安全保護，而只能事后予以聲援、營救的話，倒不如對民間欲行者設些“善意門檻”，如：登島審批、隨機警示、現場勸退、事后調查等。這似乎有違民愿，但實質上體現出現代政府愛民、護民的履責之心。試想，保釣人士這次遭阻截時是扔了磚頭的，如果雙方在沖突中真有傷亡，兩國政府想體面地收場就不這么容易了?？梢?，我國政府對民間保釣活動實際上是不可能、也不應當置之度外的。

后又有報道說香港特區政府以往是不允許民間保釣船隨意離港的，這次保釣人士給梁特首寫了信，還加強了沖關設備，所以出航時警方沒有干預。如此看來，梁特首對“8·15”是事先知情并密切關注的，他當日即召見日本駐港總領事發表《三點聲明》也旁證了這一點。港府并無外交權，保釣人士要登上日方控制的釣魚島升國旗、唱國歌均涉及中日兩國關系，特區政府哪能不及時匯報？我們是否可推斷：外交部駐港公署對“8·15”也是預知的？何況還有鳳凰衛視參與始終。果真這般的話，我們政府的履責和效率不就很值得認真“反思”嗎？舉個例說，被日方拘捕關押的保釣人士中最長者已年近70，拘捕、坐牢對他是件很危險的事。聽說他們出海前都簽了《生死書》聲明遭遇不測之責完全自負，這感人的同時又說明在政府履責缺位時，國民的自衛面臨著多么巨大的兇險和無奈。“8·15”若是我們政府知情下的民間行為，那就猶如在市場經濟中政府不能過于瀟灑一樣，至少應予必要的指導和保障。國際斗爭非兒戲，政府指導的民間保釣活動才易目標明確、預案縝密、保護充分、風險在控，才顯“有理、有力、有節”的斗爭境界，才能宣正義、展尊嚴、振國威、鼓民心！可我們從“8·15事件”中很少看到這類情景。

多年來，中國軍人對“不能用打仗的方法搞市場經濟”之說頗有微辭，似乎軍事斗爭只是無藝術的莽撞沖突。此時，我倒想反說一句：“也不能用市場經濟的方法搞保釣”。放任民間以目前的方式自為地干下去，根本談不上達成“保衛”主權之目的。中文的“保”屬于象形字，前提是“人”要在目的地“呆”得住。目前，由于中方沒有實際的、常態的釣魚島礁巡邏、控制權，我國民間保釣行動也只能是象征性的，弄不好就難免會受到日本人的種種欺侮，而這又極易激發民間更強烈的反日行為。在“后8·15”反日示威中，不就有人打砸日本品牌汽車，干出些疑似為救贖汽車業、保險業不惜以身試法的蠢事嗎？

所以，今后小到對日方“島礁控制權”的戰術干擾，大到對釣魚島實際控制權的戰役爭奪，都離不開國家嚴謹的政治、軍事行動。政府和民間不妨都放下浮燥取成的心態，踏踏實實地研習些新的、行之有效的保釣方法，并經長期組織準備再實施，真正做到出手即不凡，在有力彰顯主權的勝利中維護正義之師的應有形象。

當然，以上多是圍繞“8·15”就事論事，充其量“謀術”而已。要全面思考中日關系的脈絡，我們強調重在“謀略”，確實來反思我外交部聲明的常用語：“以中日關系大局為重”。顯然，在中日兩個大國的關系中還有全局利弊和長遠目標，這比釣魚島的主權歸屬更為緊要。此時此地，日方盡可以被右翼裹脅，不顧后果、無視大局，但我們卻沒必要與其“對等看齊”，也熱衷于弄小術而失大略。

我們生存的世界上除了日本還有上百個國家，處理國家主權和長遠利益要有全球化的視界和謀略。細細屈指而慮，與我國有領土、領海主權爭端的國家不少，此時的中日釣魚島爭端只是個局部。日方類似的麻煩也不少，當下它就有日俄、日韓的島嶼爭端。中日雙方若要把釣魚島沖突放大到失控的程度，那等于以中日兩敗俱傷來向其它非友好國家送禮，這個局面恐怕中日政府和民間都不愿接受。

既然現代世界是相通的，那么中日關系就不單是雙邊關系。如同臺海關系、南海關系一樣，中日關系背后的陰影還是美國在攪局。本來時代不同了，新中國早就不是滿清、民國般的羸弱，而日本仍以《日美安保條約》做后盾，在釣魚島爭端中強硬依舊。退一萬步說，中日真的因釣魚島開戰，美國是否能及時出兵援日？恐怕并不必然。當年金門炮戰中美軍已有棄友先撤的前科，如今能保證他就不會在戰亂中找個理由溜之大吉嗎？從美國的戰略利益來分析，中日關系惡化些、但又不失控才是較理想的局面。此道理如我們耐心講、善宣傳，相信大多數日本人遲早會懂。而對中日關系緊張的始作俑者——美國，我們不妨干脆請他、催他、逼他“上前臺”為好，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華就是這樣的機會。

再換位思考日本的國內形勢，右翼反華勢力確實鬧得挺兇，但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們媒體大可不必把那些右翼分子宣成日本社會的“男一號”。即使日本民調說近八成國民對中國缺乏好感，這也沒什么可氣的。日本人如果個個愛我中華，那“日本國”豈不成了“日本省”？而8月29日慘遭參院問責的野田內閣更是危在旦夕，能通過釣魚島爭端轉移點社會壓力，何樂不為？留下的問題只是中國給不給他機會。同時，在日本多黨競選的政治制度下，還有個“打民主黨約等于幫自民黨”的潛規則，日方黨派斗爭如何為華所用？相信我國政府自有深謀遠慮。正是因為維護釣魚島主權的斗爭是長期性的，我們才既可天天都講、也可擇機再說，而策略的選擇標準只是中國利益的最大化。

至此梳理出幾點思路：

一是在國家主權斗爭中，從沒有“純民間行為”和“政府不知情即無責”的道理。就算政府對民間某活動真不知情，對內亦有保護國民生命財產和人身自由的法定責任，對外還要樹立起肩負國際正義的大國形象。除非政府與民間組織另有深層約定，否則就不應輕率地采用“民間闖關、政府善后”的行為方式。

二是政府有義務對民間愛國行為做理性的引導和規范。由于現代軍備威力強、反應快，當今的國際沖突從民眾扔板磚到軍隊扔導彈，已不需綿延的傳統升級過程，如何控制沖突擴大化是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因此，真正的強者不是一味尋釁滋事、無限擴大事端，而是善于在國際沖突升級前就達成預期政治目的，這包括政府與民間公開信息、精心籌措、巧妙支持、靈活調控等。

三是解決釣魚島主權爭端需要中日政府和民間都拿出大戰略、大氣派。昔日“一衣帶水”、“誓不再戰”的友好鄰邦，如今不斷地小打小鬧、曠日互責。不過，只要中日對長遠的大局利弊尚存共識，就還有回旋、自律和改進的可能。既然中華文明曾深遠地影響過日本民族，日本也曾用現代技術支持過我們的改革開放……那么，國人何不妨再試著耐心靜觀一次，最終讓事實說話、讓國際評判。

四是我們的宣傳亦值得改進。眼前島嶼的爭端談不攏也不一定必須選擇“對等升級”。其實，倘若我們這一代人真沒能力解決當前的爭端，那也不吃緊，或許后人比我們更聰明、可以有比今天更高遠的訴求目標！

（作者系軍事學術研究者，出版過《動蕩中的國家安全》、《戰略決戰》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