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華：中朝關系歷史真相
沈志華 侯思銘
在目前復雜多變的現實國際政治中，朝鮮的行為和變局是中國要應對的最重要的周邊問題之一，中國要處理好現實問題，首先應理清歷史。從俄羅斯、東歐、美國已解密的檔案材料來看，我對1946年~1969年的中朝關系做了總結。
第一階段，1945—1949年。在各自奪取和建立革命政權的道路上，中國共產黨與朝鮮勞動黨互相幫助，攜手合作，雙雙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莫斯科的支持和幫助下，金日成穩固了其對朝鮮北方的統治，毛澤東則一舉奪得中國大陸的政權。中朝之間形成“唇齒相依”的關系，在歷史上傳統的地緣因素中，注入了革命和“兄弟”的元素。
第二階段，1950—1956年。在朝鮮戰爭時期，中朝領導層之間沖突迭起，關系緊張，中朝關系絕非表面顯現出來的親密友好。實際上，在如何解決朝鮮統一、何時需要中國援助、志愿軍由誰來指揮、中朝聯軍越過三八線后是否繼續南進以及朝鮮鐵路管理權的歸屬和停戰時機的掌握等一系列戰略決策或重大問題上，中朝之間都存在嚴重分歧和矛盾。盡管此前朝鮮一直依賴蘇聯的支持和幫助，但是在戰爭期間中國因其所處地位往往起到主導作用，所以，面對中朝之間的重大分歧和矛盾，斯大林都支持了毛澤東。由此，在金日成的心理上留下了陰影。中國人在朝鮮流了很多血，但并未在中朝領導人和兩國之間凝成深厚友誼。毛澤東為了戰后繼續保持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的發言權，決定給予朝鮮大規模的經濟援助。朝鮮的戰后重建工作，主要是在中國、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援助下完成的。中國雖然經濟實力遠不如蘇聯，且自身亦在戰爭中遭受嚴重損失，但援助朝鮮的力度大大超過蘇聯。金日成對此有感于懷，但在公開場合強調的是“自力更生”，很少談及中國和蘇聯的援助。
早在戰爭后期，金日成便開始樹立其統治權威，朝鮮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全面改組領導結構，引起各派反對。蘇共二十大以后，金日成不愿接受莫斯科的新方針。延安派和蘇聯派聯合起來，試圖利用蘇共對金的不滿展開對金日成的批判，1956年8月在中央全會上矛盾爆發，金日成控制局面后，將反對派打成反黨集團，延安派部分干部逃亡中國。毛澤東與蘇共代表團商量后派米高揚和彭德懷率團赴平壤，強迫金日成收回成命。金日成在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壓下被迫承認錯誤，中朝關系由此陷入嚴重危機。
第三階段，1957—1965年。期間，韓國政府面臨極大的內部壓力，政權頻繁更迭，無力向北方發起武裝挑釁，美國則專注于推動韓國經濟復興。這一切在客觀上為朝鮮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理想的安全環境。從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系看，波匈事件后，中、蘇注意力轉向歐洲，且兩國關系漸趨惡化，朝鮮在中蘇之間左右逢源。金日成個人權威得以樹立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立場的改變。蘇共二十大以后，中共和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和威望日益崛起，逐漸成為在國際共運中與蘇共平起平坐的領導者。為了爭取更多的支持者，建立中國的地緣優勢，1957年底毛澤東改變對金日成的態度，主動承認錯誤，并表示同意其國內政策，甚至答應全部撤回在朝志愿軍。于是，中朝關系得以恢復。
隨著中蘇分歧不斷加深，雙方都有意拉攏朝鮮。中國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向朝鮮提供了大量糧食。赫魯曉夫則向金日成出示了毛澤東1956年嚴厲批評金日成的談話記錄。金日成在北京與莫斯科之間搞外交平衡，最有代表性的是朝鮮在1961年同時與蘇聯和中國分別簽訂了同盟條約。由于赫魯曉夫堅持的和平共處對外方針有違朝鮮的外交取向，加上蘇聯對外援助大大減少，朝鮮在中蘇爭斗的過程中，倒向毛澤東，積極加入對修正主義的批判。為了拉住平壤，在無力繼續提供大量經濟援助的情況下，中國從政治利益出發，在處理朝鮮僑民和東北朝鮮族邊民跨境流動的問題時，往往依從朝鮮的主張，甚至在中朝邊界糾紛問題上做出重大讓步，把歷史上一直處于中國境內的長白山天池大部劃給了朝鮮。此外，毛澤東一再表示，中國東北就是朝鮮的后方，一旦發生戰爭便交給朝鮮管理。中朝關系由此漸入佳境，并達到最高峰。
第四階段，1966—1969年。勃列日涅夫執政以后，調整了赫魯曉夫的對內、對外政策，加大對朝經濟和軍事援助力度，金日成對蘇聯的態度隨之緩和。接著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極“左”的外交路線把朝鮮勞動黨也作為修正主義加以指責和批判，紅衛兵又在中朝邊界制造了一系列麻煩，引起金日成極大不滿，曾向蘇聯表示決不會屈從“中國路線”。朝鮮迅速倒向蘇聯，加入反華大合唱。中朝關系由此一落千丈，很快便從高峰跌入谷底。
長期以來，中國對朝鮮的態度都受限于歷史造成的“預設性”前提，實際上，我們應該把朝鮮當做一個普通的國家看待。不要談戰略屏障，實際上，二戰以后到60年代，遠程導彈的發明和普遍的部署運用使傳統的地理上的戰略屏障已經不具有軍事意義。
我并不認為朝鮮對于中國具備什么特殊的意義，相反，正是長期以來中朝關系的兩個“神話”造成了中國在對朝關系和國際事務上不必要的束縛。一個是認為朝鮮是一個“正統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制度上符合馬克思主義；另一個是認為朝鮮是中國的兄弟國家，與中國有著用鮮血凝成的傳統友誼。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中國對朝鮮無條件支持和友好的外交便成為似乎不可動搖的國策，而在外部世界看來，朝鮮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問題，似乎中國理應承擔朝鮮問題的責任。這是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困境，應該把朝鮮當成一個普通的國家來對待，建立友好的周邊關系是對的，但不該把這個問題看得太過重要，好像不援助、不支持就不行，如果完全被對方牽著走，那么你一個大國的責任何在？一個大國的威信又何在？
作為一個正常國家，它的外交都應有底線。
朝鮮的問題也是因為它一直以來都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卵翼之下，受到保護，所以世界不能直接介入?，F在冷戰結束了，對立集團沒有了，理應走向一個大家都獨立平等的階段?，F在我覺得是過渡期，時間不會太長。
（本文系采訪稿，為完整呈現，以口述形式刊登）
by沈志華 侯思銘
在目前復雜多變的現實國際政治中，朝鮮的行為和變局是中國要應對的最重要的周邊問題之一，中國要處理好現實問題，首先應理清歷史。從俄羅斯、東歐、美國已解密的檔案材料來看，我對1946年~1969年的中朝關系做了總結。
第一階段，1945—1949年。在各自奪取和建立革命政權的道路上，中國共產黨與朝鮮勞動黨互相幫助，攜手合作，雙雙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莫斯科的支持和幫助下，金日成穩固了其對朝鮮北方的統治，毛澤東則一舉奪得中國大陸的政權。中朝之間形成“唇齒相依”的關系，在歷史上傳統的地緣因素中，注入了革命和“兄弟”的元素。
第二階段，1950—1956年。在朝鮮戰爭時期，中朝領導層之間沖突迭起，關系緊張，中朝關系絕非表面顯現出來的親密友好。實際上，在如何解決朝鮮統一、何時需要中國援助、志愿軍由誰來指揮、中朝聯軍越過三八線后是否繼續南進以及朝鮮鐵路管理權的歸屬和停戰時機的掌握等一系列戰略決策或重大問題上，中朝之間都存在嚴重分歧和矛盾。盡管此前朝鮮一直依賴蘇聯的支持和幫助，但是在戰爭期間中國因其所處地位往往起到主導作用，所以，面對中朝之間的重大分歧和矛盾，斯大林都支持了毛澤東。由此，在金日成的心理上留下了陰影。中國人在朝鮮流了很多血，但并未在中朝領導人和兩國之間凝成深厚友誼。毛澤東為了戰后繼續保持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的發言權，決定給予朝鮮大規模的經濟援助。朝鮮的戰后重建工作，主要是在中國、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援助下完成的。中國雖然經濟實力遠不如蘇聯，且自身亦在戰爭中遭受嚴重損失，但援助朝鮮的力度大大超過蘇聯。金日成對此有感于懷，但在公開場合強調的是“自力更生”，很少談及中國和蘇聯的援助。
早在戰爭后期，金日成便開始樹立其統治權威，朝鮮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全面改組領導結構，引起各派反對。蘇共二十大以后，金日成不愿接受莫斯科的新方針。延安派和蘇聯派聯合起來，試圖利用蘇共對金的不滿展開對金日成的批判，1956年8月在中央全會上矛盾爆發，金日成控制局面后，將反對派打成反黨集團，延安派部分干部逃亡中國。毛澤東與蘇共代表團商量后派米高揚和彭德懷率團赴平壤，強迫金日成收回成命。金日成在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壓下被迫承認錯誤，中朝關系由此陷入嚴重危機。
第三階段，1957—1965年。期間，韓國政府面臨極大的內部壓力，政權頻繁更迭，無力向北方發起武裝挑釁，美國則專注于推動韓國經濟復興。這一切在客觀上為朝鮮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理想的安全環境。從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系看，波匈事件后，中、蘇注意力轉向歐洲，且兩國關系漸趨惡化，朝鮮在中蘇之間左右逢源。金日成個人權威得以樹立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立場的改變。蘇共二十大以后，中共和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和威望日益崛起，逐漸成為在國際共運中與蘇共平起平坐的領導者。為了爭取更多的支持者，建立中國的地緣優勢，1957年底毛澤東改變對金日成的態度，主動承認錯誤，并表示同意其國內政策，甚至答應全部撤回在朝志愿軍。于是，中朝關系得以恢復。
隨著中蘇分歧不斷加深，雙方都有意拉攏朝鮮。中國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向朝鮮提供了大量糧食。赫魯曉夫則向金日成出示了毛澤東1956年嚴厲批評金日成的談話記錄。金日成在北京與莫斯科之間搞外交平衡，最有代表性的是朝鮮在1961年同時與蘇聯和中國分別簽訂了同盟條約。由于赫魯曉夫堅持的和平共處對外方針有違朝鮮的外交取向，加上蘇聯對外援助大大減少，朝鮮在中蘇爭斗的過程中，倒向毛澤東，積極加入對修正主義的批判。為了拉住平壤，在無力繼續提供大量經濟援助的情況下，中國從政治利益出發，在處理朝鮮僑民和東北朝鮮族邊民跨境流動的問題時，往往依從朝鮮的主張，甚至在中朝邊界糾紛問題上做出重大讓步，把歷史上一直處于中國境內的長白山天池大部劃給了朝鮮。此外，毛澤東一再表示，中國東北就是朝鮮的后方，一旦發生戰爭便交給朝鮮管理。中朝關系由此漸入佳境，并達到最高峰。
第四階段，1966—1969年。勃列日涅夫執政以后，調整了赫魯曉夫的對內、對外政策，加大對朝經濟和軍事援助力度，金日成對蘇聯的態度隨之緩和。接著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極“左”的外交路線把朝鮮勞動黨也作為修正主義加以指責和批判，紅衛兵又在中朝邊界制造了一系列麻煩，引起金日成極大不滿，曾向蘇聯表示決不會屈從“中國路線”。朝鮮迅速倒向蘇聯，加入反華大合唱。中朝關系由此一落千丈，很快便從高峰跌入谷底。
長期以來，中國對朝鮮的態度都受限于歷史造成的“預設性”前提，實際上，我們應該把朝鮮當做一個普通的國家看待。不要談戰略屏障，實際上，二戰以后到60年代，遠程導彈的發明和普遍的部署運用使傳統的地理上的戰略屏障已經不具有軍事意義。
我并不認為朝鮮對于中國具備什么特殊的意義，相反，正是長期以來中朝關系的兩個“神話”造成了中國在對朝關系和國際事務上不必要的束縛。一個是認為朝鮮是一個“正統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制度上符合馬克思主義；另一個是認為朝鮮是中國的兄弟國家，與中國有著用鮮血凝成的傳統友誼。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中國對朝鮮無條件支持和友好的外交便成為似乎不可動搖的國策，而在外部世界看來，朝鮮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問題，似乎中國理應承擔朝鮮問題的責任。這是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困境，應該把朝鮮當成一個普通的國家來對待，建立友好的周邊關系是對的，但不該把這個問題看得太過重要，好像不援助、不支持就不行，如果完全被對方牽著走，那么你一個大國的責任何在？一個大國的威信又何在？
作為一個正常國家，它的外交都應有底線。
朝鮮的問題也是因為它一直以來都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卵翼之下，受到保護，所以世界不能直接介入?，F在冷戰結束了，對立集團沒有了，理應走向一個大家都獨立平等的階段?，F在我覺得是過渡期，時間不會太長。
（本文系采訪稿，為完整呈現，以口述形式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