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詩依

1930年3月，據九一八事變還有一年半，時任川江航務管理處處長的盧作孚率領由民生公司、北碚峽防局和北川鐵路公司有關人員一行七人，赴華北、東北、華北考察，歷時五月余。其中，東北是盧作孚考察的重點。

日俄戰爭后，日本奪取了旅順、大連和滿洲鐵路沿線并派兵駐扎，到1930年，經過二十多年的殖民侵略與滲透，以滿鐵會社為中樞，日本勢力觸角已然伸至海港、海運、旅館服務、煤礦、以及鐵路沿線的市政建設等領域，不但大肆攫取中國財富，同時也向政治領域滲透，同時，在東北的移民人數也已經達到21余萬余人。盧作孚的東北之游，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其行程是：從重慶沿江而下到上海，由上海到青島，由青島到大連，由大連到沈陽，然后到哈爾濱、長春，再經山海關到北平、天津，最后從天津經海路回到上海，由上海溯江回川。

回川后，盧作孚即將考察中的見聞記錄以《東北游記》為名整理出版，分贈友朋。一年后，九一八事變爆發，為了滿足人們高漲的了解東北的需求，盧作孚再版了此書，并在新版的序言中說明了自己此書的旨趣是介紹“外人在中國之所經營，尤在其如何經營”，“盼望有心人瀏覽之余，繞室從容，反省及于自身”?？梢?，在民族危機下促使國人反省，是盧作孚《東北游記》的初衷。

八十余年后讀《東北游記》，不但為盧作孚的拳拳愛國之心感動，更為其深刻的反省精神與犀利的洞察力所折服。

深驚日本侵略之銳

日本勢力在東北的存在，是盧作孚東北之游關注的重點。在東北，他看到了日本人處心積慮的經營，為國人對此尚懵懵然不知而深感焦慮。此時他既已體認到，東北問題不只是東北的問題，而“實是國家根本問題”。

大連是盧作孚東北之行的第一站，也是他被震驚的頭一遭。大連的日本人，從碼頭規模到學校教育，擴張迅速，井井有條。日本人對自己從事事情如數家珍的熟悉程度，尤其令盧作孚印象深刻。此后，整個東北之行，日人對情況的諳熟及樂于公開與中國官員和職員對情況的懵懂及習慣保密，形成鮮明對照，一直貫穿于盧作孚東北游歷的記述中。

比如關于碼頭，一個日本職員隨口能說出詳細的數字：輪船進出貨物九百二十萬噸，其中進口一百五十萬噸，出口七百七十萬噸，包括煤三百六十萬噸，大豆一百五十萬噸，豆餅九十五萬噸，雜糧六十九萬噸，豆油九萬噸。碼頭上有鐵路七十英里，馬路八英里，倉庫七十四處，每處有五十萬噸的容量。候車室可容五千余人。碼頭全部的資產約一億元，新辟一個出煤碼頭需一千萬元，最忙時的冬天需苦力一萬人，平常每天七八千人。這樣完整的裝置，即使在日本也沒有。在當天的日記中，盧作孚感嘆：日人在大連的經營“前進是何等鋒銳！”同時發出了這樣的議論：“中國機關的職員，只知道自己的職務，或連職務亦不知道，絕不知道事業上當前的問題，問題中的情況；而這一位日本人能把碼頭上的一切事項，詳舉無遺，是何等留心問題留心事實！中國人何以一切都不留心？”

看了日人建造的滿蒙資源館，更讓盧作孚驚心動魄。凡東北所產的動植物，通通被日人搜集、陳列，各種物產的出產數量悉數被調查得清清楚楚，列表統計，畫圖說明，予以陳列。交通、礦產的分布，也被勘測得非常清楚，做成模型展覽出來。盧作孚邊看邊想：東三省的寶藏，竟然已被日本人搜括到這幾間屋子里，視為己有，如果日本人都知道了，都起經營之念，中國人怎么辦？

在旅順，日人經營的鐵路，給盧作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觀察到，火車整潔有序，車廂內不但沒有亂吐痰亂拋東西的，廁所尤其潔凈，無臭味，站臺上則沒有呼喊跑跳賣食物的。車站附近常有日本人家，街市亦經營得非常整齊。所見的高聳煙囪，往往是日人經營的工廠。這些景物，讓盧作孚“深驚其侵略之銳”，而“尤疑自己一身不知到底到了什么地方了！”

日人在撫順的經營也讓盧作孚深致感慨。他眼前的撫順，市容整齊，道路寬敞，兩行樹蔭，掩映行人，公共交通設施完善，此種情景，不由得讓他驚嘆撫順“直像一個大都市了。”在撫順參觀的煤礦、制油工廠，均規模宏偉，日人提供的資料無不細致、齊全，日本職員對情況的熟悉一如在大連所見。讓盧作孚驚異的是，日本人竟準備三百年的海軍用油都在撫順這里提取。

盧作孚在東北觀察到的另一種現象，是日人對教育、體育的重視。在大連，日本人開辦有一個工業專門學校，一個商業學校，兩所中學，一所高等女校，幾所小學，都辦得很好，尤重軍事操。日人所到之處，都注意建設體育設施。在長春的一個廣場，盧作孚看到一隊日本兵在努力地演戲劈刺，當晚，他在日記中寫道：“所謂文明國家，處心積慮，朝夕準備的，才是同人廝殺的事，豈不太可嘆息！而且在這里準備廝殺的是誰人，我們豈可熟視？”僅僅一年之后，驚世的血與火便驗證了盧作孚的憂慮。

中國人的一種精神：大氣則受，小氣則斗

盧作孚觀察日本人在東北的所作所為，當然不帶一絲旁觀者超然的心態，而是處處以中國問題意識出發，將日本人作為一面鏡子，既警醒日人的侵略野心，又不能不佩服其做事之認真程度，而對國人的敷衍、馬虎、缺乏責任心則深感痛心。對此，他的出語或許嚴苛，但出于愛深責切，殆無可疑。

在盧作孚筆下，由中國人經營的城區，往往混亂無序。例如沈陽，“無數的市民固仍在地獄之中。道路擠滿灰塵，任風飛揚；穢水穢物，點綴左右，任他奇臭。人則局促于破爛的房屋里，衣服面目亦自同周圍環境一樣不肯講究。”這樣的景象，使盧作孚感嘆：“中國人真有守舊的精神，連野心侵略者緊迫著在旁的影響，都不容易接受”。

與日人對情況的熟悉、樂于介紹的公開做法相對照，是到處吃中國人自己的閉門羹，被官僚們所敷衍、推諉。其中，去東北交通委員會了解東北鐵道建筑的情形有如一出幽默喜劇。盧作孚等先是被左推右支，最后被拿來一張列車時刻表所打發。本來，盧作孚是基于全國人都對東北問題很關心，特別是關于東北三省的鐵路建筑與移民問題，來求得一個權威答案的，不成想卻被如此對待，他不得不向對方表示，自己一行參觀日本人經營的事業，他們尚且無所秘密，有說明書，有領導人，介紹事業的內容更詳細無遺。而作為同胞，來問東北三省連對外國人都無需保密的鐵路概況，卻要保密，未免不合道理。

在旅順，盧作孚一行在車中談天時談到，日本把旅大、金州一帶早已劃為自己的關東州了，不但行政用人與本部一樣，就連地圖的顏色也已改變。對此，盧作孚說：“中國人有一種精神，大氣則受，小氣則爭。團閥同團閥爭得不得了，遇著軍閥則一切忍受；軍閥同軍閥爭得不得了，遇著列強則一切忍受。”某種程度上，你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今天也不過時的真知灼見。

在《東北游記》的序言中，盧作孚對九一八事變的評論也相當有見地。九一八后，有人說，日本突占九一八，誠然是國家的不幸，但或許是一個好機會，足以刺激起中國人。然而盧作孚對此評論不以為然。他說：“中國人的行動則往往由周圍的情況所偶然刺激而起，故亦往往隨情況而變遷。一切均缺乏意識，更無論國家的意識，更無論深謀遠慮。”他并認為，感情上的刺激，旋起旋滅，史不絕書，何嘗有益于國家的根本！

看盧作孚的游記，是種意外的體驗。想不到，這位大企業家不但有如許濃厚的家國情懷，深刻的知人論世見解，還寫得一手典雅、清晰的文章。令人嘆息的是，1952年2月8日，決意不受“大氣”的盧作孚，自殺身亡，用寶貴的生命，踐行了自己的生命哲學。他去世之后36天，黃炎培寫詩傷悼這位卓越的民營企業家、教育家，中有的這樣的句子：“識君之抱負，驚君之才，知君之心……幾十年后，有欲之君者，其問諸水濱。”頗有些遺憾的是，北京大學出版社去年出版的增訂本的《盧作孚文集》，附錄中的盧作孚年譜中，對盧作孚的死因仍諱莫如深，僅以“逝世”二字模糊概之。盧作孚地下有知，不知當作何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