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國內在1999年就翻譯出版了俄國路標派的代表作品《路標集》，但關注者寥寥。直到2012年年底，“路標派”才醒目地進入知識大眾的視野，被獲得全新的了解。這全靠金雁的《倒轉“紅輪”》一書的出版與熱銷。在微博時代，這本698頁、定價不菲，梳理俄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學術類書，能吸引來滾滾眼球，叫好又叫座，是知識者之幸，更是文化學術之幸，同時，也未始不與當下中國社會彌漫的革命想象有關。

關于路標派，此前相沿已久的定義是：1909年?；逝闪椕裰鼽h人出版了名為《路標》的文集，文集收有別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司徒盧威、格爾申宗等人的文章，因此，這些人便被稱為路標派。路標派的文章竭力貶低俄國人民、包括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內的優秀人物的革命民主傳統，誣蔑1905年的俄國革命運動，公開感謝沙皇政府“用刺刀和牢獄”鎮壓了革命，拯救了資產階級，號召知識分子為沙皇專制制度服務?！堵窐恕肺募某霭嬲f明俄國自由資產階級已完全投入反動政府的懷抱，列寧稱之為“自由主義者叛變行為的百科全書”。

經過金雁的正本清源，對路標派的這一傳統、流行的定義，已經在中國知識大眾心目中瓦解。路標派的思想，穿透時間的塵埃，重新煥發出奪目的光芒。作為俄國貴族出身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路標派在血雨腥風的19世紀對俄國前途與命運的思考，特別是他們對俄羅斯思想的清理，不但成為巨變后俄羅斯人的思想資源，對于身處可能的大變前夜的中國，更不失啟示意義。

在《倒轉“紅輪”》中，對路標派的介紹與重新評價占了兩章，較之以往發表的單篇文章，書中對路標派的評介更詳細、系統，也更深入。對于路標派，金雁不掩其欣賞與理解。她認為，就對知識界思想的清理而言，沒有比路標派更深刻的東西。她對路標派的憂患意識與自我譴責態度表示敬意，對路標派倡導的重新進行“宗教啟蒙”表示理解，對于路標派致力于打造新的、俄國人共同需求的思想體系作為凝聚力的想法表示認同，對路標派自覺地去做“俄羅斯思想”的創造者表示欽佩。金雁承認，她對路標派的理解是不斷深化的。出于嚴謹的考慮，她甚至不愿過早地發表自己對路標派的看法。

在路標派的思想體系中，對于革命的審判與高聲告別，最嘹亮，最扎眼，使其不但捅了革命者的馬蜂窩，也自絕于自由主義陣營。列寧稱路標派為資產階級與舊政權的“高級奴仆”，怒斥路標派“卑鄙骯臟的心靈”和“最保守的黑幫相比沒有什么差別”，認為這些“自命為有學識，實則是卑鄙齷齪、腦滿腸肥、自鳴得意的自由派肥豬”在進行“可恥的表演”，而路標派的理論，則是“下流污穢的理論”。自由主義陣營則組織撰寫了《俄國的知識階層》一書，與路標派展開激烈的思想論戰。

那么，關于革命，路標派都說了什么？他們說對了嗎？對于今日的現實，其啟示意義何在？《倒轉“紅輪”》對此有詳細論述。

路標派致力于打破革命神話，反對革命崇拜贊成妥協，認為一定要打破“革命崇拜”，告別革命。他們認為，平民知識分子主導下的革命，所謂的“革命者”不惜拿俄國的前途孤注一擲，在這種“革命”中人類的文明退步，從前的文化積累被付之一炬，只有防止革命、用改良把社會震蕩減到最小的辦法，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上策。路標派不認同專制，認為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權，是比沙皇專制更壞的專制政權。他們對現代集權實質的認識，異常深刻和具有預見性：“它要控制人的靈魂、馴服靈魂，現代極權主義要求放棄自由，憑此才給予面包，這就是宗教裁判所大法官的誘惑。”這樣的認識，不幸被后來近一個世紀里多少場革命一一證實。

路標派視自由為最高價值，反對革命在推翻壓迫個人的“共性整體”后又以新的“共性整體”凌駕于個人之上，要求個人完全服從革命，他們認為“每個極端主義身上都有源自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小波拿巴”。而“獨立性就是我們最大的財富，我們目睹到，每當總體意識······隨心所欲地拒絕個性之時，就會不斷地產生謬誤”。為此，需要時時警惕任何名義——不管是以集體、國家，還是以正義、真理，去侵犯個體。對于參加革命的民眾，到頭來只是加重了“對自己的奴役”。對于知識分子來說，革命更是其終結，因為“革命永遠不知感恩”，知識分子為革命做了輿論準備，勝利后卻要對知識分子進行迫害，將其拋入深淵。金雁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路標派重要的思想來源，他首先揭穿了革命圣徒的謊言與偷梁換柱。

十月革命是路標派對革命下達的判決書的最佳注腳?！兜罐D“紅輪”》描寫了十月革命勝利后，革命政權對當初革命主力水兵起義的血腥鎮壓，以及對因反對武裝“征購”糧食的農民同樣毫不留情的絞殺。為了鎮壓農民起義，革命政權動用了5個師的兵力，706挺重機槍、250桶氮氣、18架飛機，最后有10萬農民被流放，1.5萬人被處決。指揮官圖哈切夫斯基在命令中說：“我在此命令你們用毒氣肅清這些森林，使用毒氣時，必須能確保它能散開并殺死一切藏在那兒的人。”金雁感嘆：這可比葉卡捷琳娜時代帕寧將軍鎮壓普加喬夫起義不知要慘烈多少倍。“絞死，絞死，絞死”，是列寧那時使用的高頻詞匯。蘇俄革命政權建立后一年中關閉掉的報紙，要比沙皇多少年關閉的還要多。以至于當時還沒有與惡魔合作的高爾基憤怒地質問：為什么你們害怕不同意見，難道社會公眾的思想也要變成國有的嗎？這些歷史事實，于中國讀者是陌生的，金雁將其介紹給讀者，對十月革命無疑具有驅魅作用。相比之下，比《倒轉“紅輪”》早出版兩年的《蘇聯真相》一書，則回避了這些血腥的真實。而沒有真實，認識歷史、清理思想將無從談起。

對革命黨人的道德虛無主義的批判，是路標派的另一重要思想貢獻。路標派認為，出于非宗教的叛逆，導致19世紀60年代以后的俄國，社會風氣在教人學壞，好人難當，文明人難成為一種社會現象。知識階層在“拜民主義”的社會氛圍內，先退去了“真和善”，其次又放棄了做人的底線，再次，都變得野蠻和粗鄙化。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不道德的手段在革命中不但大行其道，還具有了神圣性。在這樣實用主義哲學指導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怎樣利用戰爭奪權成了布爾什維克的首要考慮?！兜罐D“紅輪”》推翻了以往俄國自由“革命性不足”的神話，告訴我們，俄國自由主義失敗的主要原因不是他們不想革命，而是他們只想搞“干凈的革命”。他們為自己設置的道德底線過高，是他們失敗的主要原因。

遺憾的是，路標派的上述歷史洞見，盡管閃爍著先知的光輝，卻照不進彼時的現實，俄國要在七十余年后，才能從巨型“利維坦”之下拯救自己的苦難。有時候，讓人不能不感嘆，對于一些國家來說，歷史仿佛有其不可抗拒的宿命。

對于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尋找路標的今日中國而言，路標派關于革命的批判不乏警醒價值。既然革命的原罪如此深重，革命確實不可輕言。不過，革命的發生學到底是什么樣的機理，對于革命的發生來說，到底是統治者的份額更大，還是知識分子的激進主義思潮來得更作用更大，是需要歷史的實證資料來說話的。即如《倒轉“紅輪”》中描述的，十月革命的初始，并沒有革命家與政黨的參與謀劃，而完全是因為一起偶發的事件所激發，由一般的市民與士兵做先導，如此觀之，革命之來，似乎別有曲徑，亦有其不可預見性。激進的知識分子到底要對革命的發生認領多少份額，是需要好好衡量的。知識分子的激進固然需要清算，而執政者的激進——極度缺乏公平性的經濟與社會政策，惡性堵塞言路，或許更需要清算和夢醒。因此，在今日中國的語境下言說激進，首先存在著面向誰言說的問題。對于革命黨出身而又對革命戒慎戒懼的執政黨而言，應該學習知識分子的自我檢討精神，同樣主動地檢討自身的激進主義。筆者認為，在這個意義上，王岐山在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同時，還應該同時推薦金雁的《倒轉“紅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