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詩依/文
讀《顧隨致周汝昌書》，知道1959年12月的《人民日報》曾經刊發過題為《豬為六畜之首》的社論，內心不禁稱奇。當時在天津師范大學（今河北大學前身）任教的顧隨，據此填寫了一闋《臨江仙——讀<人民日報>社論<豬為六畜之首>》：
六畜舊時排次，惟豬最不稱強。敬陪末座臉無光。上頭雞犬在，更上馬牛羊。今日重排席位，首先推讓豬王。積肥打得滿倉糧。渾身都是寶，不但肉生香。
無論是黨中央機關報社論的題目，還是教授的詞，都頗饒奇趣。筆者沒有去查資料，但推想起來，1959年是三年困難時期的第一年，糧食供應出現嚴重問題，黨中央機關報以社論的規格為六畜重新排次，并突出豬在六畜中的“帶頭大哥”地位，應該是服務于增加糧食生產的目的。
而作為書齋中的教授，顧隨并不知道，在如此新鮮、有趣的詩料的背后，發生了怎樣殘酷的事實。盡管大饑荒的死亡數字至今成謎，但大饑荒曾經發生過并且餓死過為數不少的人，已是不爭的事實。只是，當時有效地封鎖了消息，只有部分報紙以發生“浮腫病”作為報道題材，側面反映了饑荒的嚴重程度。多數時間里，媒體上仍是一派鶯歌燕舞。
新聞封鎖之下，連一般干部都不知道大饑荒的事實，更別指望一介文學教授能從黨報的社論中洞察出嚴酷的現實。此時，距辭世不到一年的顧隨，仍然與自述的自己身上“堅不可拔”的“小資產階級文人習氣”作著頑強的斗爭，人民公社，反右，農村水利，糧棉增產，廠礦提前完成生產計劃，女兒入黨，周恩來出訪等新聞，成為去世前的顧隨詩詞寫作的主題。不惟如此，他還提醒周汝昌，在其詞作中要將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的內容寫進去。
顧隨192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英文系。他幼承家教，加之天資聰穎，很早就打下堅實的古典文化底子，1915年中學畢生后，他投考北京大學國文系，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親自審閱學生的入學試卷，發現顧隨的國文水平卓異，建議他改學西洋文學，以求中西貫通。因此，顧隨先到天津北洋大學英語系預科專攻英語，兩年以后轉回了北京大學英文系。畢業后，顧隨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及輔仁大學等校。1953年，被高教部調派至天津師范學院，直至去世。
顧隨是詩人、詞人、小說家、劇作家、文學理論家，同時是書法家，教育家。早年他偏向于創作，寫下大量詩詞、小說、戲曲，其所著小說《失蹤》，被魯迅編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其詩詞被認為是近現代詩詞中的翹楚。中年后顧隨以學術研究為主，研究領域涉及詩詞鑒賞、戲曲、佛教典籍、翻譯理論。其詩詞鑒賞著述，被論者認為是王國維所著《人間詞話》后的又一座高峰。
作為教育家，顧隨成就同樣斐然。沉櫻、葉嘉瑩、周汝昌、史樹青、吳小如、鄧云鄉、黃宗江等皆出自其門下。周汝昌先生認為，顧隨是一位“近代罕逢的特異教學藝術大師”，其講課效果，“能使聆者凝神動容，屏息忘世，隨先生之聲容笑貌而忽悲忽喜，忽思忽悟，難以言語狀其出神入化之奇趣與高致”，包括那些具有世界級聲譽的大家——胡適、俞平伯、周作人均不能及。葉嘉瑩在1942年秋季第一次聽顧隨講課，自覺上過顧隨的課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內的飛蠅，驀見門窗之開啟，始脫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萬物之形態。”如此震撼性的講課效果，難得在學生回憶老師的文字中見到。
這樣一位集新舊學于一身、中西貫通、能述能作的多面手，進入五十年代，卻對自己產生了近乎自虐般的懷疑與否定?！额欕S致周汝昌書》一書，對此頗多記載。該書收錄了總數為23萬字的顧隨寫給周汝昌的信，時間跨度從1942年至1960年。周汝昌比顧隨小21歲，但顧隨欣賞其才華，視其為畏友。二人詩詞唱和、切磋學術、交流生命體驗，歷時近二十載。在周汝昌眼中，顧隨亦師亦友，可惜，他給顧隨的信卻未能保留下來。
由于彼此是知交，是“可與言者”，因此顧隨對周汝昌可謂披肝瀝膽，心扉洞開，信中充滿至情至性的文字。而由于身值新舊鼎革的易代之際，作為飽讀經史、看遍興亡的智者，顧隨的信中，又頗多隱晦與禪機。比如作于1952年的長詩“腳痛篇”三篇，在筆者看來就有待鄭箋。對此，周汝昌在本書序言有這樣中的話：“今天的讀者很難想象產生這批書札往還的時候的真實情況，我們師生二人的國境、家境、物境、心境，都是什么樣的？那恐怕也同后人讀‘二十四史’那樣陌生而新奇，甚至不敢置信了。”此語對于理解顧隨信中反映的心路心曲，極有助益。
簡而言之，書信中，昔日天才煥發與服膺為人生的藝術的顧隨，進入新時代后，竟然發現自己怎么也跟不上時代鏗鏘的步伐。為此，類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個人英雄主義殘余意識在八識田中根深蒂固，佛家所謂‘劫火燒之不盡’者，稍一走做，便露馬腳，思想改造功夫何可放松也”的自污之語，常從筆端流出。他自比“病驥”，感嘆：“急起直追，有心無力，難乎哉，難乎哉！”
花甲之年的顧隨，在天翻地覆的世界里，只爭朝夕，辛苦追趕。從1955年年底開始，顧隨給周汝昌的信中，“現實主義”的詩詞讓人目不暇接。全國糧棉增長的消息傳來，顧隨填“玉樓春”，中有“最高紀錄真非偶，堆積棉糧高北斗。一年高了一年高，有史以來從未有”的句子。1956年新年來臨，他賦“水調歌頭”，贊頌“工農兄弟合作，變革舊生涯。豈止從無到有，更要天長地久，時刻有增加。規劃到全面，領導不偏差”。1957年元旦的“鵲橋仙”中，有“人民富貴古來無，為萬里、江山做主”的詠嘆。此外，諸如“江山別換主人公，自然白發成年少”、“古國四十余載，如今日日崢嶸，老人越活越年輕”、“兄弟國家兄弟黨，新生氣象新生力”的句子，在顧隨的筆下，真是不擇地而出。
這些詩句詞章，今日看來，在內容上自然多經不住歷史的檢驗。在情感上，也未免膚淺空洞。從藝術角度看，更是乏善可陳。對此，顧隨自己是不乏清醒認識的。給周汝昌的信中，他承認，自己的此類詩詞“無實際生活經驗，而第二手材料又不足啟發靈感，譬之冷飯化粥，飯已自不佳，粥更難得有味也”。
其實，身懷卓越詩才、具有哲人氣質的顧隨，五十年代前的詩詞創作，抒發性靈、描寫家國巨變，自然堪稱圣手，佳作多多，即便是歌詠普通大眾的詩詞之作，也不減詩味。比如其最有名的《木蘭花慢·贈煤黑子》，將詞的筆觸指向與舊日北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搖煤工、送煤工，也即俗稱的“煤黑子”：
策疲驢過市，貌黧黑，顏猙獰。倘月下相逢，真疑地獄，忽見幽靈。風生。暗塵撲面，者風塵不算太無情。白盡星星雙鬢，旁人只道青青。豪英。百煉苦修行。死去任無名。有衷心一顆，何曾燦爛，只會怦怦?？霸?。破衫裹住，似暗紗籠罩夜深燈。我便為君傾倒，從今敢怨飄零。
詞中，沒有給勞動者戴高帽子，而是如實描寫對其猙獰可怖外表的觀感，但是，對其勞動的價值，則再三致意，喻其為深夜明燈。這樣的詞作，情感與理性是平衡的，因此才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
顧隨在詩論《駝庵詩話》中，在對比屈原與杜甫時，曾說過：“屈原是熱烈、動、積極、樂觀；杜甫是冷峭、靜、消極、悲觀。而其結果，都是給人以要認真活下去的意識，結果是相同的。”在顧隨的理念中，在藝術層面，消極悲觀與積極樂觀具有相同的價值，都是有益人生的。
然而，烏托邦的實驗者們自認為掌握了人類進入“天堂”的不二法門。在不容置疑的真理與急速要達到的目標面前，任何對人生的感懷、對生命的詠嘆都是無用而多余的，都是小資產階級的無病呻吟，是對宏大目標的無謂干擾。在美麗新世界面前，樂觀成了惟一正確的意識形態，而悲觀的人則是可恥的。帶著幸福迷醉的表情，邁著整齊劃一的步伐，開進實驗者們設計好的未來，是無權者惟一的權利。這，就是顧隨不得不去寫作那些甜膩、空泛的詩詞的時代背景。
在亙古未有的宰制力量面前，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士如顧隨，也只有低下頭來。而在那樣的時代，“敬陪末座臉無光”的，又豈止是六畜之首的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