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秋風/文 中國有十三億人口。中國人具有卓越的企業家能力，中國經濟仍將快速成長。這兩個事實合在一起，一個最不具有想象力的人也可以想象，中國必將震撼世界——按照有些樂觀的說法，也許已經開始了。二十一世紀就是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
世界因此而焦慮，甚或不安。這是完全正常的，歷史經驗是現成的：在十六世紀后的現代歷史上，借助于“后發優勢”，后發國家相繼興起。它可能替代霸主，如美、英之霸權交替；它也可能與原有世界霸主發生激烈沖撞，而在世界性戰爭中被打垮，如德國、日本乃至蘇聯。中國會以何種方式確立自己的世界地位，會不會與西方、具體說是與霸主美國沖撞？
全世界的精英都在思考這個注定了糾纏二十一世紀前半期的大問題。中國領導層竭力安撫整個世界，反復強調自己和平發展的決心。世界依然狐疑。尤其是，中國與周邊國家始終無法形成可信關系。面對中國之強大，這些國家內心充滿焦慮。為獲得安全感，頻繁采取邊緣性挑釁行為，以謀求霸主美國之支持。對此，中國政府傾向于息事寧人，以顯示自己的和平意向。國內民眾卻具有相當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對政府施加輿論壓力，迫使政府有時不得不轉而采取強硬政策。
也就是說，一條可怕的軌道在中國人面前似已鋪就：現代國民/民族國家（nation-state）內生的“強權政治（power politics）”邏輯。
現代國家是通過對德性之有意識否棄而建立起來的。馬基雅維里宣稱：君主不應當關心美德；霍布斯說：主權者不受倫理約束。除少數例外，催生現代國家的思想家者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把倫理學從政治哲學中驅逐，把德性從政治領域中抽離，而把國家完全建基于自然情欲與本能上。這種激情之集體表現就是“主權”，就其性質而言，主權就是強權。只不過，憲政化讓一些共同體在其內部約束了政府針對國民之強權。但在國家之間，強權仍是基本的話語形態?，F代世界的普遍信念是：國與國之間天然地處于戰爭狀態，崇尚相互仇恨的民族主義情緒是現代國民精神之內核。并不存在一個貫通的“世界”，只有“國際”，和變幻莫測的國家間關系。
這些理念是現代的，在十九世紀后期中、西深度交通之前，中國人沒有這些理念。此前，中國人對文明-政治共同體的想象是普遍的“天下”。
孔子斷《尚書》于堯、舜，乃因為，堯舜首先構建華夏共同體，而其架構就是“天下”。也即，華夏-中國人向來把自己生存于其中之共同體想象為天下，趙汀陽、干春松等學者稱之為“天下主義”。
華夏圣賢相信，“天命之謂性”。而天無所不在，天之下之人均為天之子，分有天之性，而為天之心，故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具體地說，人人皆傾向于“文明”之生活。也因此，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可以貫通的，其共同的基礎，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此“不忍人之心”而有“不忍人之政”，此即“仁政”。行仁政就是王道。王者，往也，天下歸往也。行仁政之文明-政治共同體的范圍注定了會逐漸擴大，由家、而國、而天下：《大學》所說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是一個連續統。
也就是說，“天下”是一個貫通的、普遍的世界想象，天下主義內在地具有普遍主義傾向，所謂“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最初，現實的天下只局限于很小范圍，但華夏圣賢確信，自己生活于一個普遍的天下，其普遍性是在擴展之中的。
普遍性之擴展乃基于一個顯而易見的現實：不同的共同體，或者是族，或者是國，其文明程度是不等的。華夏圣賢一開始就是在“不同”、差異之中凝定、構建華夏共同體的，而有“夷夏之辨”，也即公羊學所說的“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夷夏之別或者說內、外之別，實為文明程度之異。“內其國”、“內諸夏”實即守護文明。而只要文明在，并且光輝繁榮，外部之人自然會歸往。夷、夏之別是暫時的，華夏注定了成為天下。
也就是說，在中國古典論述中，“天下”與其說是一個確定的世界狀態，毋寧說把世界視為一個歷史過程，也即文明化的過程。天下毋寧說是一個理想，指示著文明演進的方向，歷史就是實現此理想之過程。
正因為天下在擴展中，古典時代的中國人不會劃出一條明確的華夏地理與文化界線。在現代人看來，共同體內部進行治理與處理外部諸間關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事情，按照兩組完全不同的政治原則處理。但在天下主義理念中，王者一家，內外無別?？鬃犹岢鲞^這樣一條“平”天下之基本原理：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孔子首先提出家、國治理之基本原則：政理均平，每人各得其分，相互協調，并通過適度的再分配政策，確保人人享有基本尊嚴。由此，共同體可形成“和而不同”的內部秩序。這樣的家、國具有文明的光輝，異邦之人會自愿歸往。華夏文明逐漸擴展，而趨向于天下。
堯舜以降，中國就在天下之生成過程中定義自我。十九世紀中后期，局勢大變。中西深度交通，信奉天下主義的儒家士大夫看到一個新世界：遙遠的西洋國家在全世界使用武力，對中國也毫不猶豫，經常是毫無道理地使用武力。這一點，倒也不怎么讓人震驚，以前的夷狄也總是這樣。真正造成震動的，按照中國既有政教標準衡量，這些西洋國家似乎更為現代，也更為文明。
士大夫的心理震撼可想而知。天下理念由此崩潰，士大夫轉而盡心地接受nation-state理念。通過與法國、日本等國的條約，清朝逐漸放棄天下體系。過去一百年來，梁啟超、孫文、張君勱等立國者們都在談論，中國當從“天下”走向“民族國家”。
而接受民族國家理念意味著卷入強權政治游戲中。列強瓜分中國之危機讓“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為社會、政治常識；巴黎和會上中國的無奈讓“強權即真理”深入人心。中國精英相信，中國要擺脫被人宰割之噩運，唯有實行富國強兵政策，以強大的暴力抵御、擊敗西方列強的暴力。
這些觀念影響廣泛而深入。近些年，中國綜合國力大幅度增進，社會輿論中便可看到一種彌漫的“硬力量”迷信。中國似乎正被各種內、外力量驅動，在強權政治的軌道前徘徊不定。
是的，中國畢竟還有猶疑之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現代中國人對世界、對國家間關系的理解，與西方存在時間上的錯位。當中國人自以為洞悉強權政治之秘密時，世界其實至少發生了兩大變化：第一，兩次大戰的毀滅促使歐洲人深刻反思并部分地放棄了強權政治邏輯。歐洲聯盟是此一反思之產物。第二，九十年代以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新千年以來國家治理風險的全球化，更多學者、政治家開始修正甚至放棄基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世界觀。全球圍繞著人權、主權關系、人道主義干預、跨國界反恐策略等問題的爭論，以及最新的碳政治，都表明叢林狀態的世界圖景已部分發生變化，并將繼續變化。
中國精英對此態度不一，但至少遭到當頭棒喝：十八、九世紀的主權國家理念與強權政治邏輯，并非現代性之必然。中國重復歐美過去四個世紀的歷史是不明智的。然而，后民族國家之世界體系為何？天下主義至少是備選項。
而中國精英在二十世紀為追求富強、接納現代性，而不惜摧毀儒家，無視中國傳統智慧，但天下主義作為一種碎片化知識，仍存在于中國記憶中。過去十年中國之興起，讓中國精英產生了一種人類責任意識。某些敏感的知識分子很自然地想到早被遺忘的“天下”及其變種“文明國家”概念。
對此，國內主流的自由主義精英不屑一顧；因為缺乏系統闡釋，國際社會也還無法準確把握天下主義之內涵。即便提出天下主義之人士，由于大半個世紀的文化斷裂，而對中國歷史缺乏同情的理解，對圣賢精神缺乏深入的體認，因而，對于天下主義的內涵及其運作機制，也并沒有登堂入室。
不過，中國命定將承擔世界歷史責任，這種責任無法逃避。那么，中國能否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中國需要一個有可能解決當代國際困境之世界想象。準備告別民族國家體系的世界需要一個方案，需要一個希望。中國漫長而成功之文明歷史支撐的天下主義，或為唯一備選方案。勉強使用“軟實力”一詞，這就是中國最為重要的“軟實力”。
實際上，這無關乎實力，而是“文德”，文之德，文明生活之智慧。人類需要中國這五千年文明之智慧。天下主義強調“修文德以來之”，也即它反對以武力擴大統治或者控制范圍，而以制度、文明之和平競爭作為世界游戲的基本規則，優良的制度不斷擴展其覆蓋范圍。這種世界想象之內在精神，大大地不同于民族國家體系。
至關重要的是，天下主義不只是處理“國際”問題的規劃，它貫通內、外。也即，它同時也是解決中國內部秩序問題之規劃。中國需回歸堯、舜、禹、湯、文、武、周以及孔、孟、董、程、朱之道統——因為二十世紀的嚴重問題皆可歸因于中國偏離這一道統?；貧w道統，基于仁、循乎禮，中國將可實現制度之“更化”，而形成人皆有尊嚴、人與人之間“和而不同”的秩序。在這樣的治理實踐中，中國精英才有可能理解“王道”，進而理解“天下”，推動世界成為天下。
當然，天下主義在今日面臨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中、西交通之前，儒家士大夫相信，中國是文明中心，在其可認知的世界中也確實如此。今日世界之根本特征則是“多中心性”。因此，在中國歷史中發育成長的天下主義，需要一個現代的“新生轉進”：從單一的華夏文明政治共同體向外擴展之模式，轉向多中心的文明與政治共同體以“文德”相互競爭、彼此“和而不同”之模式，也即《堯典》所說“協和萬邦”之模式——或者其他模式。
總之，這個迷茫的世界需要中國人負責任地思考，扎根于五千年文明、在開放的環境中同時思考中國與人類的命運，以尋找走向普遍的“天下”之路。天下主義的想象可以讓世界安心，即將展開的新一輪世界秩序重建也會有一種新氣象。
（作者系獨立學者，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