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Matti Nojonen/口述 葉靜宇/整理 西方經濟學界在研究有關中國的經濟問題時，習慣于把中國作為“一個市場”來分析。比如說，在談及中國對外資的依存度、人民幣匯率、經濟轉型等各種話題，認為中國的政策只是由政府基于宏觀數據和理論來作出決斷，隨后整個中國統一而動。

當然，在研究國際經濟時，一個國家或地區往往是作為一個市場主體而存在。但中國的情況比較復雜。如果深入地走進中國，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實際上是由多個特色鮮明的“內部市場”共同構成的復雜經濟體。

這里所謂的“內部市場”，主要是以不同的省級行政區為單位存在。中國是一個區域經濟特色很突出的國家，比如，僅僅在長三角這個地區，就有代表了浙江民營經濟的溫州模式，和以蘇州、無錫的鄉鎮企業為代表的蘇南模式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式。究其原由，恐怕與這些地方不同的人文環境和性格有關。溫州是一個以山區為主的地方，自古以來溫州人就有走出去闖天下的傳統，因此也形成了無所畏懼、敢想敢做又抱團合力的性格；而蘇州、無錫這些地方則是魚米之鄉，人們過得通常比較安逸、穩定。一些事情溫州人敢嘗試，蘇州人未必就敢，但蘇州人也有他們的特點，就是能靜下心踏踏實實地做事，因此他們的制造業、尤其是在精細制造方面非常強大。這種地區之間人文差異導致的經濟特色，在中國古代形成了像浙商、晉商、徽商等十幾個不同的商幫，時至今日，這種差異性或多或少地助力構成了不同的“內部市場”。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行政區域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我們在近些年中國的“五年計劃”和其他一些重要的統一規劃之下，越來越多地看到，中國的各個省級行政區，在全國的統一精神和指導下，制定本地區經濟發展方向的自主性越來越強，幾乎每個省都會制定出自己的一套戰略。制定這些地區發展戰略背后的動力，自然是基于本地區發展利益的最大化，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好的經濟業績也往往關系到地方官員的政治前途?？陀^上，這樣的競爭大大提升了地方經濟實力，同時，也使一些經濟強省逐漸發展成為有自己一套模式和規劃的內部市場。這些內部市場之間有聯系、有競爭，同時與中國這個整體市場也有著相互依賴而又博弈的關系。在近年來一些經濟問題上，比如說地方大項目和國家環保政策之間的矛盾、地方稅收壓力和國家結構性減稅之間的矛盾、土地財政和經濟轉型之間的矛盾，當然最終都是以大局為重，但我們也越來越多地看到地方和中央之間的博弈。

因此，西方經濟學界需要認識到，中國的中央政府在制定一些決策時，也必須考慮其內部市場的平衡和協調。

誠然，內部市場的存在，是中國經濟活力的一個體現。不過，在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的高速發展之后，一些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其一是，在過去幾十年間，地方政府追求本地區發展利益的最大化過程中，這個利益幾乎被固化為以GDP的方式來體現，而且，盡管每個地方都有不盡相同的、適合自身特點的產業來提升GDP，但不可否認的是，房地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幾乎成為每個省最大的GDP帶動者。對于地方政府來說，這二者是簡單、快速、大量提成GDP的法寶。

時至今日，以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已經成為很多地方政府的路徑依賴，雖然目前中國已經意識到并強調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而且對房地產的調控也進行了數年，但打破對以往路徑的依賴，對地方政府而言是艱難而痛苦的，有時候需要一些壯士斷腕的勇氣。

不過，包括許多中國和西方經濟學家在內的人士都認同，中國現在已經不能再依靠這樣的發展模式前進了。這就像修一座大橋，如果一味地只是想把這座橋修得夠長夠宏偉，而忽略了橋身下有沒有足夠有力的橋墩來支撐，這座大橋很可能最終會垮塌。

我認為，支撐大橋的橋墩，對于目前的中國來說，應當是實體經濟和社會民生的發展。中國一直在強調擴大內需，但實際上，房地產大量擠占了中國國民的消費能力，這一方面與中國人的住房觀念有關，另一方面，中國人太缺少投資渠道，老百姓的錢很大一部分存入銀行，銀行的錢又很大程度上支撐了房地產的發展，最終仍由老百姓來埋單，這樣的循環是惡性的。此外，中國老百姓的錢很少能用于支持實體經濟和創新經濟的發展，許多新興產業很難得到銀行的貸款或國民直接投資，中國的股票市場也并不健全。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所期待的擴大內需，實際上很難實現。

事實上，在一些歐洲國家，政府用于民生事業的發展也有一系列的指標可以顯示出業績，比如說養老金的增長、工資的增長等，政府的政績并不是必須依靠經濟指標來體現。中國現在很多問題，歸根到底，是地方政府能不能打破路徑依賴，以新的思維來推動新的發展。

中國政府剛剛順利完成了換屆，新一屆領導人對民生的強調更為突出，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任何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產生不同的問題，貴在及時地發現、并致力于解決這些問題，這需要主政者有足夠的勇氣和創新、改革的能力。

（作者為芬蘭阿爾托大學赫爾辛基經濟學院教授、同濟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