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啟越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如期開幕。在本屆大會2270名黨代表的組成中，民企代表34人，央企代表131人，農民工代表26人。也就是說，民企代表在“黨代表”這個具有領導階層意味的群體中，占比也僅超過百分之一。而就34人，也比過去有了很大的提升，“十六大”時民企代表才7人，“十七大”時提高到17人。

與之相對應的是另外一組數據，反映的是中國企業家的幸福感?！?012國際商業問卷調查報告》最新結果顯示，有60％的中國內地企業家表示，在過去12個月里感受到的壓力與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加大，高于28％的全球平均水平。而來自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的分析報告也指出，2005年至2009年，超過八成的中國企業家認為自己承受很大或較大壓力，而其幸福感呈逐年下降趨勢。研究者的結論是，中國企業家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與壓力呈顯著負相關關系，與幸福感呈顯著正相關關系。這些數據也印證了柳傳志的說法：中國的企業家是很脆弱的。

柳傳志所說的“脆弱”不僅僅是指民營企業在面對經濟寒冬時，抵抗力遠不及國企，更是指，民營企業家在抵御市場風險的同時，還得拿出更多精力去應對非市場的風險。比如政策的不確定性，難以打破的壟斷以及各種不應有的歧視。一個“非公經濟36條”從2005年開始至今，就已出了新舊兩個版本另加各種配套文件（2005年的《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和2010年的《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但是，“玻璃門”依舊擋在民企前面。

企業家階層對于一個社會的意義已經不用太多闡述。中國改革開放的30多年，也是中國企業家階層形成的時期，而這個階層又反過來大大促進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育。致力于企業家研究的美國學者卡森（Casson　Mark）認為企業家的功能是企業家的判斷，企業家就是專為稀缺資源協調作出判斷的人，在企業家功能上，除創新功能外，還有套利功能，創造市場的功能，企業家通過中介和內部化兩種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制度，促使市場的形成。

但是這個階層現在卻很迷茫。最極端的表現是，現有的企業家們選擇移民，逃離實業，迷戀于短期的資本套利。而那些可能成為企業家的預備隊員們卻熱衷于考公務員而非創業。經濟學家許小年的解釋是，強勢政府和權勢文化的興起是導致中國企業家精神衰落的根本原因，海外移民、逃離實業乃至公務員熱，正是其中的征兆。

我們這個社會需要更為強勢的企業家階層和企業家精神。而強勢企業家的養成又與政府、社會緊密相關。我們呼吁多年的“企業家成長的煩惱”其實當下并沒有太多改變——政策法制不夠健全，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不夠完善，中國社會文化孕育的仇富心理，社會信用體系的薄弱，就如同柳傳志所說的，“面對政府的不當行為，企業家沒有勇氣、也沒有才能與政府抗衡，只能盡量少受損失。”

養成不再弱勢的企業家階層，顯然是一個系統工程，比如在制度上給予這個階層更多的安全感；在政治上讓這個階層有更多的表達空間；在市場競爭中，與國企有同樣的國民待遇等等。所以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民營企業家黨代表在未來應該更多，而“非公經濟36條”應該成為真正的36條，乃至在法律的框架下，政府、個人、企業都能平等而無強弱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