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基辛格
譯者: 胡利平 林華 楊韻琴 朱敬文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by張耐冬

作為中美關系走向正?；^程中的關鍵人物，亨利·基辛格的名字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1971年，美國派出以他為首的秘密訪華團，邁出了中美最高層交流非常關鍵的一步。在密訪中國大陸四十年后，基辛格的新著《論中國》英文版由企鵝出版集團出版發行，《論中國》中文版的面世恰值尼克松總統首次訪華四十周年?！墩撝袊凡⒎腔粮竦闹忻劳饨挥H歷記或回憶錄，作為中美關系走向正?；挠H歷者，基辛格愿意將自己參與其間的外交行為作為觀察對象，他自己則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將中國作為美國未來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進行考察。

全書著墨最多的是中美如何從冷戰環境下相互對抗甚至兵戎相見的敵對狀態走向和解，如何為維護世界秩序、保障本國發展而積極合作的歷程。這部分內容中的很多事件，基辛格都是歷史的當事人，即便有些歷史事件發生時他還未成為美國國家戰略計劃與外交事務的參與者，他作為觀察者也有很多獨到的見解。

在基辛格看來，共和國與美國之間對立關系的形成與敵意逐漸消減的歷史可以作為一面鏡子，為今日的決策者提供思路上的幫助。共和國建立時，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提出建立互相尊重、互相幫助的美中新關系恰巧符合兩國利益，朝鮮戰爭爆發，打亂了東亞地區的戰略格局，才造成了共和國在外交上向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局面，事實上這只是為了與美國對抗才做出的選擇，并不意味著共和國與蘇聯陣營存在根本的共同利益。直到20世紀60年代后期，隨著美中兩國內部政治格局與東亞局勢都發生了改變，兩國才重回到艾奇遜所規劃好的道路上。

如果當時在東亞不存在中美之外的強大勢力，中美兩國是否會走向和解？這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審視中美關系的思路：在中美互不侵犯的前提下，假如東亞世界某個極具戰略意義的國家政局發生變化，并牽動中美國家利益的沖突，解決沖突的最好辦法，要么是兩國都不率先進行軍事介入，要么是杜絕中美之外的任何強大力量介入其中，以免出現復雜的三角關系。

在書中，基辛格多次強調堅持“平等”與“務實”這兩個原則的重要性。中美外交中，曾有過不平等與不務實的情況？

基辛格提出中國外交失誤中本國傳統的影響。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戰略思維、制夷策略對古代中國的外交策略影響甚深，在外交方面，中國決策者既有以宗主國自許的傲慢，又有利用某一外邦作為牽制另一外邦的外交手腕，這些表現都是以儒家的等級秩序觀念為基礎的。一旦自身的實力不足以稱雄，他們就會按照獨特的戰略觀來經營勢力，這種戰略觀是一種整體思維，并且強調在對峙中不求速勝、重視實力對比中漸變的作用?；粮褚?8世紀末著名的馬嘎爾尼使團在中國遭遇挫敗事件為例，對清國以“天朝”自居而無視外交活動中的平等原則，以及在涉外談判中更多從其宗藩體制出發而不求務實的情況進行了解析。

對外交事務極其敏銳的基辛格感覺到，共和國領袖們的身上依然部分存留著中國傳統的制夷策略、戰略思維與宗藩觀念。這種描述不假，但不準確。毛澤東身上有中國傳統決策者的特點，特別是其善于利用他國間的矛盾為共和國謀求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幾乎就是古代“以夷制夷”的現代翻版；他對亞洲格局的設想，也頗有重建宗藩體制的意味。不過，從鄧小平開始，情況出現了變化。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最高決策者的神秘色彩在鄧身上仍有體現，但在外交場合，他能夠堅持平等原則，注重務實，而這種外交態度也被之后的共和國決策者所繼承。

基辛格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文化學者。他談傳統、談歷史，都是為了解決當下與將來中美交往中的問題，并提供一種外交思路。因此，他并未深入地分析中國傳統的文化類型，也未對歷史上的中美邦交進行更為全面的考察，而只是作為歷史現場中的目擊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將他捕捉到的信息進行重組，以資來者。

他十分關注“中國崛起”對中美關系的影響。在外交角度，他看到共和國謹慎地強調“和平崛起”對東亞與世界的益處，并在各種場合表現出和平的態度；在具體外交事件中，維護國家戰略與國家利益使共和國不時表露出強硬姿態。同時，他也注意到在共和國內部呼吁在亞洲乃至世界確立強勢地位的思潮?；诟鞣N現象，他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中國強大后，中美在亞洲是否會有不可調和的沖突？

一戰發生前，英德兩國在歐洲大陸的利益出現沖突時，英國外交家艾爾·克勞提交給政府一份備忘錄。備忘錄中指出，基于國家利益的結構性沖突必將導致英德矛盾的不可調和。

基辛格強調，如果將國家利益的摩擦視為不可調和，沖突就在所難免，那只會出現零和博弈，即最終依然只有一個超級大國。如果承認摩擦不可避免，但可以通過外交努力進行策略上的調整，使摩擦控制在兩國都能接受的范圍，就會維持和平局面。

在他看來，能否避免克勞所預言的結果，主要在于兩國能否將中國崛起過程中出現的利益摩擦視為可以解決的問題。他承認，隨著共和國的強大，中美之間在國家利益上必然會出現摩擦，不同的體制與國家治理方式也會在某種程度上放大這種摩擦。

他還注意到“崛起”背景下共和國內部的某些輿情，如《中國夢》和《中國不高興》等所反映的國家觀與對美情緒，特別是這種情緒中反映出的零和博弈思維與克勞備忘錄的共同點。對此，他一方面表示了對這種看法未被政府采納的慶幸，另一方面也不無憂慮。他的慶幸與憂慮，都帶有一種美國式的天真，他對共和國內部出現的思潮理解有些簡單化，而且出現了誤讀。在中國大陸，要求政府在對外事務上立場強硬的呼聲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曾有過爆發，當時的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攪動了民族主義情緒，而《中國不高興》只不過是在新時期下步前者之后塵。這兩部相隔十年的暢銷書，都不過是為經濟利益而煽動、取悅受眾的劣作，而其受眾對“說不”、“不高興”的呼應更多是一種情緒上的宣泄，對國家外交政策并無有效影響。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中美間歷次大事件中，共和國內部民族主義的高漲與國家的處理策略之間的關系，例如1999年轟炸共和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美國女演員莎朗·斯通的“報應”言論事件等，而這些才是真正值得進行深入研究的。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