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文

我的第一本書《儒家文化的困境》是1986年出版的?！冻阶笥壹みM主義》是我的第九本書，和前八本書相比，這本書最大的特點就是它具有更直接的現實關懷，更切近當下現實，它的理論和學理色彩更少些，更具可讀性。但這并不是感想式的議論，我深信，我是把自己20多年來對歷史與政治學的嚴肅的理論思考，融合到了我的這些文字中。這本書還有一個特點，大部分是由訪談錄與講演稿構成的，提問者的問題是鮮活的，他所感興趣的問題，都是當下讀者所感興趣的現實問題，是對轉型中的困境與擺脫困境之道的彼此交流與討論，這使得這本書的現實感特別強，我想這是本書的一個主要特點。

如果說這本書有什么中心意思，那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是克服焦慮感，超越左右之爭；第二句話是堅持中道理性；第三句話是迎接共和國再改革時代的來臨。從各種跡象表明，中國已經進入一個即將啟動的再改革時代，我的這本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這一改革潮流的吶喊與呼應。

一

首先，要改革就必須認清我們體制的特點，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現行政治體制模式，是認識當今中國國情的關鍵。它從改革以前的體系中演變過來的，吸收了很多革命時代的政治資源、組織資源和意識形態資源，用來再建一種以發展為導向的市場經濟下的威權政治，通過這種威權政治來推行中國的現代化。我有時把它稱之為“中國——越南模式”，指的就是它是以特殊革命體制轉型而出現的模式，而這個現代化的模式，就是一種“強國家、弱社會”的結構模式，它的優勢是利用革命時代轉化過來的組織資源，重新形成現代化的動員系統。應該說中國30年的發展變化是舉世矚目、不可否認的，從我們歷史學的角度來說，應該說它實際上是實現了自洋務運動150年來，國人夢寐以求的那個富強的目標，至少可以說在向這個目標邁進了一大步。

但是另一方面，這種“后全能型”的威權政治，有一種先天性的弱點，這個弱點是所有的經由“維新路徑”轉化過來的體制模式都具有的特點，那就是，生活于這個時期的人們與舊體制、舊觀念與舊的文化思維的關聯比較密切。它與革命時代的舊思維的剝離能力相對較弱，這反過來，也意味著它的自我創新能力有待提高。

問題就在這里，當這個社會已經日益多元化、這個時代特別需要發展創新能力來適應變化了的環境與社會結構時，體制的惰性就約束了改革向前發展的動力。再加上官僚體制本身所具有的習慣惰性等等因素，使得中國的改革一旦陷入困境，當道者往往不是通過改革創新來克服，而往往通過強化體制的剛性控制力來解決，社會矛盾不是化解，而是不斷積聚與惡化。治理者往往還認為這種剛性控制是我們體制強有力的優勢的體現。當今中國的困境日益嚴重，正是這樣形成的。從目前看來，久而久之，我認為現實中存在五種積重難返的基本困境。

第一個困境是“威權政治下庇護網腐敗與權力自利化”的困境，第二個是“利益壟斷下的貧富兩極化困境”，第三個是“強國家高稅收下的國富民窮困境”，第四個是“國有病”的困境，第五個是“人文教育缺位、社會價值劣質化、社會創新能力弱化”的困境。這五大困境合起來，產生的社會矛盾積累，就形成了目前出現的左右兩種激進主義思潮的崛起。激進左派要用文革式自下而上地打倒走資派的革命來解決困境，激進自由派要來一場茉莉花式的自由主義革命，左右激進主義，就是激進的“新文革”思潮與激進的西化主義思潮。這兩種激進主義都力求通過自己的意識形態信條，做出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方向的歷史選擇。

應該說，左右兩種思潮在我們20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上，從辛亥革命到共和國的改革前時代，左的激進革命思潮和右的激進西化思潮，都有自己的意識形態話語權，在民間政治文化中都有其深厚的積淀。中國過去有左與右的激進主義遺產，從價值理念、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到話語系統，左右激進主義都相當成熟，它們都有著把復雜的社會問題在意識形態上簡化為政治口號的能力，只要有適當的條件，它們就很容易被激活起來，形成廣場上的民粹主義動員能力，并能強有力地影響中國的未來政治選擇，這就是“死的抓住活的”。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不能成功應對左右兩極的巨大挑戰，不能夠真正地、切實地解決問題，隨著社會矛盾的不斷積聚，憤無所泄的人們就會被左的或右的思潮所吸引，接著就會進入左右之間的社會拉鋸沖突，在左右拉鋸戰中，社會將走向分裂，這些年來，左右之爭正開啟著這種接鋸戰的序幕。兩股激進勢力各有它們的意識形態話語、理論、價值信仰，各有它們在民間的社會基礎與文化基礎，甚至可以說，它們各有各的“魅力”。在左右激進主義的“革命”沖擊下，中國出現歷史倒退決不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已經被清末以來到20世紀中期的中國歷史所證明并為大家所熟知的。

我在這本書里特別強調，我們要警惕未來中國可能出現的三種危機類型。一種是茉莉花革命模式，第二種危機就是新文革模式。

這里我要更多地談談第三種危機，那就是左的思潮和民族主義相結合，形成極端國家主義模式。根據我的研究，極左的東西在危機條件下，很容易蛻變為極端國家主義思潮，事實上，“二戰”前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想家與青年軍人，許多原來都是反資本主義的左派分子。例如北一輝，當他把對外反對帝國主義與對內反對財閥資本主義結合到一起，就變成了日本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這個歷史教訓，中國人一定要記取。當下出現的南海問題正在日益為這種結合提供導火線，高調的民族主義有可能綁架政府，把政府說成是不作為，失去愛國心，在歷史上這已經有太多不爭的事實。我在這本書中還有幾篇專門談高調民族主義危害的文章，可以說發人之所未發，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一種中道理性的原則，中道理性強調的第一個原則，就是漸進原則，在威權體制下面，通過走小步、走穩步、不停步的方式，積小步為大步，積小變化為大變化，來化解社會矛盾。

中道理性的第二方面我特別強調的就是要變一元整合為多元整合，通過發育公民社會，通過公民社會的多元整合方式，來輔助威權政治，從完全的一元整合，變為一元整合為主，多元整合為輔，再變為多元為主，一元為輔，最終實現執政黨領導下的憲政民主，從而化解社會的矛盾，迎來中國的民主富強時代。

中道理性的第三方面，我強調的是多元試錯，讓各地與各企業有更多的試錯機會，讓改革權力下放，通過多元試錯的方式來形成擺脫現在困境的一些辦法。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認為公民社會應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綜觀三十年的歷史，總體上來說，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并沒有走歪，我認為大方向基本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后發展國家現代化的一般邏輯。我覺得中國可以通過五步邏輯，從后革命的威權體制走向憲政民主。

第一步就是鄧小平已經完成的改革派掌權。第二步就是經濟轉型和經濟起飛，這一步就是江澤民、朱镕基時代做的事情。只有經由改革者掌權，才能做到經濟轉型，只有經濟轉型，才能經濟起飛，到2003年以后中國的經濟起飛是在經濟轉型的基礎上實現的。第三步就是民生工程，只有經濟起飛積累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后，才可能做這一步，從民生工程這個角度來說，胡溫體制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胡溫時代應該說也符合這個后發展國家的現代化五步邏輯的。

走了前三步后，中國下一步應該怎么走，我認為不是搞全民公選，而是大力發展公民社會，發展公民社會應該走在全民普選前面。公民社會、社會自治是中國人學習民主與訓練民主習慣的大學校。而公民社會也只有在民生工程大力推進后才有可能有效建立起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公民社會的形成才能為未來的民主政治提供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我希望這應該是不久的將來中國新一代政治精英們考慮中國發展戰略的重中之重。到了公民社會得到比較充分發展以后，那將是中國特色的憲政民主時代到來的時機了。這就是第五步邏輯。

我在這本書里特別強調，為什么公民社會是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來自于極權體制的中國，恰恰是公民社會傳統最弱的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是距離健康的民主社會條件最遙遠的國家。這句話可能不中聽，但我說的是一個基本事實。如果脫離了公民社會這一階段，直接進行選舉民主，會造成很嚴重的民粹主義后果。在這本書里我反復論述了這一點。如果加強公民社會建設，為未來建設民主打下很好的基礎，我個人對中國的前途還是比較樂觀的。

三

我覺得從大量材料來看，還是有樂觀的理由，只要我們不做完美主義者，就沒有必要有焦慮感。我特別要指出胡錦濤總書記最近在省部級的研討會上有一個很重要的講話，我認為是有新意的，他特別提出“四個民主”的問題，強調民主的選舉、民主的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他還提到了“三個更加”。讓中國人民更加充分，更加廣泛享受民主，更加注重發揮法制作用，我們的執政者已經意識到民主的重要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對中國的未來抱有樂觀的期待。

如果問我為什么對中國保持謹慎樂觀，我提出這么幾點理由。第一點是中國進一步改革，已經有了比較普遍的社會共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已經進入了“抄底反彈”的時機。

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共和國歷史上，已經有過通過改革進一步鞏固了執政合法性的成功事實，一次是“四人幫”倒臺以后，執政黨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通過毅然走向改革開放，重建了共產黨新的合法性。第二次是1992年南巡講話，通過重新反左，加快改革開放，來進一步鞏固了執政黨的合法性?，F在可以說是第三次時機。

第三個理由是，雖然中國現在有許多問題，但絕大多數中國普通民眾、知識分子與官員盼望改革，但并不傾向于激進?？梢哉f在中國，以中道理性重啟改革，是有最廣泛社會基礎的。中國的老百姓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了，鄧小平早就說過這一點，連這樣的老百姓都忍不下去，那就是治理者的問題了。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我們要警惕后發展國家通過改革推進現代化的歷史中曾經發生過的一種現實，我們把它稱之為“急診室效應”。當這個社會發生巨大的危機時，就如同急診室有了重癥病人，這時激進派與保守派醫生就會發生爭執，激進派醫生說要動大手術，否則病人就沒有命了；保守派醫生說，不能動手術，病人吃不消，只能保守療法。無論是第一種觀點還是第二種觀點，從某種意義上都是合理的，但是兩者正好形成了悖論。

事實上，清末新政時，軍機處討論中國是否應該推行籌備立憲，大臣內部就出現過這種兩難性的爭論。中國改革一旦陷入到我所說的急診室效應，到了那時，無論采取何種選擇都已經來不及了。我想，還沒有進入危機中的改革悖論以前，我們應該堅持中道理性，迎接再改革時代的來臨。

四

下面，我還想對拙著的讀者朋友交代補充幾句。

我在這本書要做的，就是希望民間與官方共同探索，形成一種建立在常識理性上的話語，它能超越意識形態，能夠讓民間和政府之間，也就是廟堂與江湖之間，都在同一話語平臺上進行對話，用常識理性來思考中國的未來。我希望通過共同努力，讓大家形成這樣一些共識：為什么左與右的激進選擇都是行不通的；為什么堅持保守態度、拒絕改革，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兩極勢力的嚴峻挑戰；激進主義者的“再革命”為什么在中國將會是大災難；為什么重建公民社會是未來中國發展戰略的重中之重；民粹主義為什么在不是公民社會的國家會成為災難巨流；漸進中道改革為什么是最符合執政黨與大眾利益的。我這本書想做的是這個工作。

我反對激進自由主義，但并不反對溫和的自由主義。其實，在我看來，這兩種自由主義并不只是程度上的區別，它們有本質的區別，這一點我在書中沒有充分表達，我愿借這個機會，在這里說一下：

在我看來，激進的自由主義和溫和的自由主義在認識論的基礎上是完全不同的。激進的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種道德主義，認為接受不接受自由主義是道德問題，它認為有一種不證自明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符合人性的好制度，只要拿來就能用，完全不考慮制度需要復雜的社會經濟與文化條件，如果誰反對民主，那就是道德上的邪惡。他實際上也是泛道德主義的，盧梭的自由主義就是這種類型，它天生具有激進化的傾向。

而所謂健康的憲政自由，實際上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中產階級化的產物，當社會分化出中等收入階級，這個階級對自由、法制、社會自治、建立社會協商機制的追求，就自然會超越所謂的道德理念，而是從社會功能需要、從社會整合與不同利益表達溝通的需要出發，要求自由與協商。它是社會分化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是利益集團之間合理的博弈需要。而激進自由主義，或泛道德自由主義，則完全是反專制意義上的，這兩者之間有根本的區別。

在此我要對榮劍先生在2012年9月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的對拙文的書評作一點回應，榮先生認為，我的研究“這20年來沒有什么大的變化，盡管概念上有一些調整?？偟膩碇v，不管他以前所概括的新權威主義，還是現在所概括的新保守主義，實際上還是抓住了中國制度安排的總特征。在我看來就是國家主義，從話語策略上講，我們都不能再繼續講新保守主義了，不能再為國家主義提供學術支持”。

榮先生顯然并沒有把握我書中的基本觀點與價值趨向，因為，我這本書的側重點決不是要進一步強化“新權威主義”，而是恰恰相反，是要呼吁確立以公民社會發展為主導方向，以此來“走出新權威主義”。我這本書的主題，就是通過漸進改革，發展與培育公民社會，讓現在的“一元整合”方式逐漸發展為多元整合為主、一元整合為輔的社會整合體制，最終目標是建立起健康的憲政民主政治。榮先生很可能由于原來對我的與思維定勢，仍然簡單化地把我定位為“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國家主義”，這顯然是不合適的。

關于法團主義問題。我認為法團主義是中國走向公民社會軟著陸的最佳路徑，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就有工會，它表面上看是法團主義的，即政府安排的，但實際上，在我的理論中，它與我主張的法團主義或合作主義（Corparatism）有根本的不同，我把改革以前的工會稱之為“超法團主義”，即形式上是具有法團主義特征，由政府派駐在不同企業單位中的，但它只有政府進行政治動員的手段，并不具有法團主義代表不同利益集團與政府協商的功能，它實際上是執政黨滲透社會的一種組織手段。和真正意義上威權主義的法團主義并不是一回事。

我要就新權威主義問題向讀者再說幾句話，在我看來，毫無疑問，新權威主義體制，在非西方的后發展國家現代化的前期階段，有其不可取代的特殊歷史貢獻，但新權威主義只是一種過渡體制。它有優劣之分，當中國在新權威主義體制下發展了二三十年之后，現在要強調的一點是，隨著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多元化，新權威主義體制到了一個再改革的新階段，從人類歷史上看，新權威主義體制也有優劣之分，好的新權威主義，就是致力于走向憲政民主的新權威主義。壞的新權威主義就是固步自封，抱殘守缺，壟斷自肥，缺乏民主想像力并最終引發革命的新權威主義。這本書也正是基于這一認識而寫的。

有人說，你在書中提供了一個似乎能自圓其說的改革路徑，聽聽還不錯，但歷史最終是否選擇改革還是保守，這并不取決于學者的言說與吶喊，如果當道者就是“以不變應萬變”，那又怎么辦？我承認，從歷史上看，發展中國家改革中，中道理性本身具有這樣的兩難矛盾：當社會矛盾并不嚴重時，治國者往往對中道理性不重視，依然故我，喪失了溫和改革的時機，當社會矛盾發展到極其嚴重時，治國者確實是想采取中道理性的原則推進改革了，然而，此時恰恰到了受治者最容易受激進革命的吸引的時代。清末的新政改革就是如此，這是各國集權體制現代化歷史中往往發生的悲劇。在書中我引用了嚴復書房里曾經有一副十六字的對聯：“有王者興，必來取法，雖圣人起，不易吾言。”表面上看，這是嚴復對自己中道思想的自信，從更深層看，這正是在20世紀初中國激進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一個不得志的思想先驅者的內心痛苦的真情流露。我們已經進入21世紀的新時代，這樣的歷史不應該再重復了，對于一個成熟的政治精英群體來說，歷史的經驗本身就是促進變革的原動力。

（《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一書，2012年8月已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文是作者在北京的圖書發布暨討論會上的講話基礎上進一步補充修改后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