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第四個十年，可以說，我們已經進入轉型中期的深水區，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個新的關鍵時期。近年來，當改革出現困境時，左的與右的激進主義思潮重新抬頭，前者把“文革”浪漫化，要把中國拉回到改革前的平均主義時代去，后者主張實現一場西方化的自由主義“革命”。在當下中國知識界對中國改革前景的左右之爭中，激進左派與激進自由派都是相當強勢的聲音。它們都力求占據網絡與民間話語的制高點，影響中國未來二十年的歷史選擇。實際上，左與右的意識形態激進主義的價值與思維方式，始終深深扎根于20世紀以來中國人的社會土壤與政治文化中。
近年來出現的左右激進主義思潮對改革的新沖擊與挑戰，不但沒有結束的跡象，而且還剛剛開始，社會上左右觀念的對峙似乎更為凸顯。正因為如此，我深感到，堅持中道的理性主義，克服浮躁焦慮的心態，避免思維的極端化，在漸進發展的共識中，通過不失時機的改革走向新的政治文明，是解決中國轉型困境的根本出路。溫和、務實、理性，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期望，也是我們經歷過激進災難的中國人，對百年先人、對我們未來子孫的責任所在。
本書是近年來陸續在刊物上發表的訪談錄、思想隨筆與政論的結集。其中不少文章在國內媒體上發表后成為社會廣泛關注與討論的焦點。各篇文章環繞著一個中心問題，就是超越左右之爭，一方面，既反對激進的左的“文革”思潮回潮；另一方面，也反對簡單化的西化自由主義，強調觀察與分析中國問題時，要特別重視我們的歷史經驗與運用我們的常識理性，主張通過漸進的方式，通過發展公民社會與公民理性，在保持現存秩序的歷史連續性的基礎上，經由多元試錯來尋找擺脫轉型困局的最佳路徑，實現向民主憲政體制軟著陸。
本書第一篇文章是總論。該文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上述觀點。第一輯各篇文章均從不同側面對總論提出的觀點加以論述與說明。在其中，我特別強調，通過維新模式而形成的強勢國家往往具有很強的抗變化能力，它對舊思維的剝離能力難免比較弱，而且，當面臨改革中的困境，由此引發左右激進主義對體制沖擊挑戰時，這個體制往往會進一步利用自己掌控的財富、經濟與社會資源，來強化固有的大維穩思維，從而形成一種路徑依賴。我們近年來看到的情況，實際上是一方面國家控制力度越來越大，另一方面，社會矛盾卻越來越頻繁地發生。
在這些文章中，我還提到中國可能出現的三種陷阱：第一種是自由民粹主義，第二種是“文革”民粹主義，第三種是國家主義民粹主義。無論是哪一種，都將是中國改革大業的不幸。
我還提出，如果我們順利改革，可以經由發展經濟學家所說的“極化效應”，進入“涓滴效應”的良性循環，讓社會大眾分享現代化的好處，最終克服兩極分化，并進而經過民生建設與公民社會重建，形成民氣順暢的新局面，為民主憲政時代的到來奠定社會與經濟基礎，中國將經由改革者主政、經濟轉型與經濟起飛、民生建設、公民社會、憲政民主的這五步邏輯，迎來中國民主繁榮新文明時代的到來。
第二輯是一組歷史文章與談話錄。我力求從當代人所關注的新視角，來重新解讀近代歷史。在我看來，一部中國近代史，可以用四句話來重新概括：一、自清中期以來，專制體制與保守文化，導致了清末遲誤的改革。二、遲誤的改革又導致不成熟的辛亥革命。三、不成熟的革命進而導致中國走向碎片化。四、這種分裂狀態，恰恰是20世紀中國兩種激進主義的起源，這兩種激進思維又是使中國陷入更為深重的民族危機與各種大災難的最重要原因。
正因為如此，新世紀的中國人，通過歷史反思來痛定思痛，從中國近代史與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經驗中，反思出對當下有意義的東西。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不失時機的改革，克服焦慮心態與意識形態偏執，用常識理性與歷史經驗才能引導我們走向更好的未來。
第三輯是一組文化談話錄。關注的是知識分子如何在轉型時代安身立命。其中涉及許多對當下人文問題的思考，希望能得到讀者的共鳴。
有一位讀者朋友，也是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讀過我的《歷史的眼睛》以后，曾給我寫過一封信，他以悲天憫人的情懷，與我討論中間道路的困難與他內心的矛盾：
中國的路怎么走？中國人民的路怎么走？西式自由主義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缺少自由主義的基礎和條件；新左派的路也難行得通，我們都經歷了極“左”的災難，我們知道它的后果。以后的人們再也不會同意我們的社會走這條回頭路的。正因為如此，我曾經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是沒指望的，中國的前途就只能是順其自然了。這樣的思考使我的思想非常悲觀，內心世界正如您所描述的文化地獄感一樣黑暗。但是我在讀您的書的時候，為您的樂觀和激揚的精神所感動，精神不由得激動起來：國家“走小步，走穩步，不停步”地往前走，改革終究是有希望的。
但是我又要說，每次讀罷了您的書，當我合上書進行思考的時候，我的心卻又淹沒在無邊的黑暗中，充滿了悲哀和憂傷。
您引了一段赫爾岑的話：“我們正處在既來自過去，又達不到將來的中間環節，我們既看不到黃昏的晚霞，也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來的人們啊，你們也許永遠不理解我們。”那么再過三十年，當你我行將就木的時候，還看不到黃昏的晚霞，看不到黎明的微曦，你將作何感想？我這里并不是對您的“新保守主義”的批評，而是吐露著我內心的悲情，請您理解。所有的理論都是灰色的，但我們還是要選擇其中的一條。從現狀出發，我只能選擇新保守主義，因為它讓人民少付出一些代價，還能在心中略存一點希望。盡管這希望如同遙遠的天際還沒有出現的亮色，但我們知道，天總是要亮的。
我在給這位朋友的回信中寫道：
謝謝你的來信，你的書曾經鼓勵著我與我的朋友懷著沉重的責任反思我們民族走過的路，并懷著同樣的責任感去面對未來。你的信也使我看到了一個充滿同情的心靈如何在嚴肅地思考中國當下的命運。
也許文學家容易不自覺地成為完美主義者，完美主義者往往用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標準來衡量現實，這樣做也有好處：可以為人類爭取更理想的社會提供參照點，然而，這也會帶來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現實總會使人覺得很糟。其實，我們是不是還可以有另一種角度，那就是歷史的角度，歷史總是不完美的，用墨子刻的話來說，人類的現實生活是神魔混雜的。人們只是在嘗試與錯誤中不斷向更為理想的方向演進蛻變的。這就是生活的本質，是人生的精義。
從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時代雖然不理想，但相對于毛澤東時代而言，確實向好的方向發展了。它給中國人以更多的自由選擇，激活了國人為爭取自身利益而競爭的活力，國人的生活水平比你在那些著名的作品中考察過的那個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不能要求一個歷史人物做成我們希望的每一件事，舊的集權體制，從理想的標準固然不理想，但作為一個“碗”，用來盛新東西，也確實比沒有碗，而單用手來盛東西要有其優勢，這也許就是新權威主義的要點所在吧。
我們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也許對于近代以來歷史中負面性的東西看得太多了，因此，只要看到現實生活中有一點進步，就會欣喜，我們歷史學者太容易滿足，也許我們的批判意識會不如你們從事文學的，但這樣也有好處，那就是心態比較平和些。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滿足于已經有的這一切。這種心態至少能使我們可以避免悲觀，并從已經獲得的進步中形成新的期望與動力。
每個歷史時代只能完成我們人類的一部分理想，并帶來新的矛盾與困境，于是這就成為下一代人要解決的問題，人類就是這樣前進的，誰讓我們是人而不是天使呢。人世間就是這樣。也許這正是你所引用過的 “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是常青的”這一格言的另一種解讀吧。如果我們能這樣看不完美的世界，并發現在這種不完美中自己生存的意義，那么，我想，我們不會“淹沒在無邊的黑暗中，充滿了悲哀和憂傷”。我想，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幸福就在于在不完美與完美的緊張中，去發現人生的意義。
在這里，我想通過引用這段通信，來向讀者表露自己對生活的理解?，F在再讀他的信，我覺得他的信中有一點相當樸質而敏銳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擔憂切中了中道理性主義的要害：一個在常識與理性上誰都覺得很好的選擇，并不意味著它會自動成為人們的選擇，更不意味著它就是歷史的選擇。這無疑是所有問題中最為關鍵的一點。說句大白話，這就是中間道路的軟肋。對此，我們寄希望于常識理性力量在社會更廣泛地擴展，寄希望于魯迅的哲學：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正因為如此，這本小書也是為了在社會上傳遞中道理性的聲音，做出一份自己的綿薄努力。
我對中道理性主義之所以樂觀并懷有信心，還因為我們已經進入了“去意識形態思維”的時代。三十年來，常理思維，或說常識理性，已經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為起點的“去教條思維化”，而扎根于我們當中，也肯定扎根于越來越多的社會大眾、官員、企業家、中產階層與知識分子們的心靈中，他們是中道理性主義最堅實的社會基礎。如果讀者諸君在讀了這本書后，同意我的基本觀點，那么，我們都可以用《論語》中的一句話來自勉：“德不孤，必有鄰。”
轉型時代的中國問題確實很多，我們每天生活在轉型困境造成的種種壓力之中，生活在源源不斷進入你的電子信箱的、令人憤懣的信息流之中，生活在期待、失望、希望與焦慮之中。然而，這何嘗又不是一種富有趣味的生活，何嘗不是產生新思想的精神氣氛？
如果說，豐富的問題意識是人們活著的意義資源，那么，三十年來，既然我們生活中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期盼、太多的緊張，我們面臨著太多的要用學理資源去思考的問題，我們渴望有太多的東西要突破，我們在生活中常感到沉重、焦慮、壓抑，但卻仍然充滿憧憬，以及不確定性帶來的生活豐富感，那么，我們人生意義的資源使我們的生活平添了更豐富的色彩。
提筆到此，使我想到了一位僑居于某一發達國家的朋友。他來信說，他總覺得他生活的那個國度對知識分子來說是很乏味的地方。“因為沒有什么能引發爭議的大議題，這個地方既沒有理想，也沒有可能危及國家制度的社會矛盾。很多時候感覺歷史是靜止的。雖然對老百姓來說，過日子是最好不過了。”他還自我解嘲地說，他們那里的生活已經“退化”到乏味的地步，并且又乏味到了需要“進口革命家”這條“鯰魚”來改變他們的生活了。他最后寫道：“身在中國，做知識分子，做學問，有時候想想，也挺幸運的，你不會太閑。”
我們誰都無法選擇自己所處的時代，但你不能不承認，我們的時代注定是一個使你的人生意義十分豐富的時代，是一個鮮活的充滿色彩的改革時代，但決不應該是個革命的時代。
（本文系《超越左右激進主義》一書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