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義：能否成為“左右之爭”外的第三種選擇

經歷30多年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社會轉型已經進入了深水區，如何克服轉型期困境已經成為人們共同關注的焦點問題。

轉型期困境矛盾深化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當下中國的社會認同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趨勢。最近由所謂新左派主辦“烏有之鄉”網聲稱有22個省的新左派人士要集體“公訴”茅于軾與辛子陵的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公訴文”后面的跟帖支持率高達95%。有意思的是，有人把此類“公訴狀子”轉貼到其他的網站，卻沒想到出現意外的結果：這些網站內的跟帖的立場恰恰反了過來：網民對所謂“公訴文”是一片批評與斥責，反對者同樣高達95%。論爭雙方不但是觀念上完全對立，而且都表現得相當情緒化。這表明，當下中國社會共識裂度已經十分明顯了。

上世紀90年代后期到21世紀初期這個階段，是國內的社會認同度比較高的時期。那時新左派的話語權不是很強大，自由派也不是很絕望。新左派勢力雖然已經存在，但是并不像現在網上那么自我膨脹?，F在他們卻自認為得到了某種鼓舞，認為中國開始回到他們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道路”。他們網站上有一段話很能說明問題。他們說，2009年是新左派的“戰略防御階段”，2010年則是他們的“戰略相持階段”，到了2011年，他們認為時局已經進入“戰略反攻階段”了。

如何看待現在社會上的新左派思潮？人們提到新左派與毛左，這兩者有什么區別？新左派實際上是當今中國現代化縱深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批判性思潮。用最通俗的話來說，他們把現在的中國現實當作資本主義來批判。新左派可以分成溫和派與激進派兩類。溫和派是學院型的，他們從法蘭克福與后現代主義理論來批判資本主義；激進派是民粹主義動員型的。毛左是指新左派中的激進派和更極端的一種，特點是把“文革”中的毛澤東偶像化，使之成為反資本主義的浪漫寄托的象征，以表達他們對公正與平均理想的訴求。

要判斷某人是新左的溫和派還是激進派，有一個簡單易行的辦法：凡是文字艱深晦澀，看不懂的，那就是溫和派；凡是寫得很通俗，那就是激進的毛左派。前者沉溺于后現代主義的理論烏托邦自得其樂，并不在乎別人是否理解；后者要進行民粹主義的反資本主義的“革命動員”。表面上，新左派在網絡上咄咄逼人，但他們在全國網民中的比例不會高于1%。

新左派的對立面是西化自由派。他們相信，一個良好的民主社會可以通過移入西方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制度來實現。其中極個別激進的人也希望出現一場“茉莉花革命”，但他們人數很少，當政者大可不必把他們放在心上。事實上，大多數有自由主義價值傾向的知識分子都贊同民主法制與人權自由的理念，但他們總的趨勢是溫和化，主張在體制內推進民主與法治。近年來他們大多數人又開始感到失望，對體制有疏離感，對政府的認同度也在下降。一個體制失去這樣一些溫和派的內心支持是很不利于民族凝聚力的。

正因為現在出現越來越嚴重的認同分裂，早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新保守主義，也許可以作為超越左右之爭的第三條道路選擇，起到重新尋找一種社會共識的作用。

1980年代后期知識界出來的“新權威主義”，可以理解為新保守主義的前身。所謂新保守主義，就是針對改革中的激進主義而確立自己的立場。20年以前新保守主義提出時，主要是針對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的自由激進主義而言。在新保守主義看來，八九事件是知識分子的浪漫激進主義與務實政府之間的悲劇性沖突。新保守主義有三個批判對象，一是西化自由派，二是毛左派，三是極端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這三者都屬于不同類型與方向上的激進主義。

新保守主義強調的是什么？第一點是強調在保持共產黨所締造的歷史上的秩序的基礎上，漸進地走向以公民社會為基礎的民主。在新保守主義者看來，在現代化轉型階段的中國執政黨，至少在兩個方面發揮著重要功能：一是它起到對社會各部件進行整合的功能，二是共產黨的權威也是轉型與發展所必需的有效的杠桿，不能脫離這個杠桿來進行現代化。因為中國既沒有成熟的中產階級的力量和公民社會組織力量，也沒有第三種力量。

這里特別要指出的是，原教旨主義的正統派與新保守主義者都尊重執政黨的統治權威。兩者的區別何在？從政治哲學上說，正統派對正統的捍衛，是基于認為這種傳統制度符合某種“終極真理的信仰”，而新保守主義者維護現存制度的原因則在于，這些制度的存在至少在功能上是具有有用性的。用美國學者彼得·伯格的話來說，長期確立的制度所凝聚的崇敬感，使其具有潛力去滿足社會的新目標。

其實，作為中國近代以來歷史上第一個新保守主義者，嚴復的名言“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可稱得上中國近代新保守主義的宣言。這里的“守”字非常值得玩味。所謂傳統舊物的“守”，就是指傳統所具有的維持秩序的功能。嚴復顯然并不是從信仰的意義上肯定傳統的意義。嚴復不是正統主義者，而是新保守主義者。

新保守主義的另一個要點是，它主張開明與漸進。這是一種開放性的保守主義，其發展方向不是回歸到過去的時代去，而是要把中國轉變為一個更新的、更開明的社會。

新保守主義的發展邏輯可以這樣簡單概括：一、通過具有開明的大家長式的威權體制，來實現政治穩定；二、通過政治穩定，來引導市場經濟的發展；三、通過經濟發展來引導與這種經濟相適應的社會多元化變遷；四、通過社會多元化與利益分殊化，來發展公民社會；五、不同公民社團與利益團體的相互交往，就要求彼此之間的妥協與協商，以交換彼此利益。

契約精神、妥協精神、法制與理性精神，所有的這些被他們稱之為公民文化的東西，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公民社團組織中通過自教育培育出來的。公民社會也是培育公民文化的社會大學。

經由這五段式的邏輯，中國將在經濟發展中逐漸成為具有比較成熟的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的國家，此后建立整合性的民主體制，就水到渠成了。如果不是這樣，超階段地建立民主，勢必陷入民粹主義的陷阱。那對中國必將是一場大災難，這些正是新保守主義的基本立場。

特別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國長期以來是全能主義或全控主義體制，歷史上的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已經被革命掃蕩殆盡，正因為如此，中國重建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的過程比一般國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韓國這樣的前威權社會）更為艱難，更為漫長。這就決定了新保守主義的思想主張對于中國來說就更為值得重視。

新保守主義者認為，中國民主應是一個漸進的發育、生長過程，而不是用一套現成制度通過休克療法的方式，或俄羅斯的“五百天計劃”那樣，簡單地把西方制度移植進來的結果。

在新保守主義者看來，從開明家長下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 會 多 元 化——公 民 社會——公民文化，實際上是一個前后相繼的發展序列。其實，李澤厚先生過去也提出過，中國現代化要有“四順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梢?，許多有識之士早就意識到民主發展需要一個過程。

民粹主義：是未來中國最大的危險之一

新保守主義特別要警惕的是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就是廣場動員型政治，就是大眾口味決定政治選擇。新左派強調的廣場動員，自由派主張的一人一票的直選民主，都是民粹主義的不同表現?？梢哉f，無論是新左派還是自由派都有民粹民主的取向。如果我們跳過公民文化與公民社會的發育階段，通過所謂的直接思想啟蒙與制度移植，來實現所謂的選舉民主，其結果將是誰掌握了票倉，或誰掌握了廣場上的“人民公意”，誰就可以決定民族的命運。這常常是很危險的，因為沒有公民文化的訓練或者多元力量的制衡。

比方，如果中國實行民選總統，有人站出來說，他上臺后一定要解放臺灣，或把外蒙收回來，把俄國強占的土地搞回來；或者說，要向日本清算第二次大戰的所有賠款；又或者說，要讓所有富人交高額稅，交到差不多讓他們破產，來解決社會貧富不均……當一個政客用這種話來煽動大眾的情緒，他就能比冷靜務實理性的政治家更輕而易舉地獲得大量選票。

此類靠民粹主義上臺的政客，要么把整個國家引導到一個很危險的戰爭深淵當中去，要么大搞平均主義福利主義，使國家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阿根廷的庇隆總統（1895—1974）在短時間里讓全國勞工工資漲了40%，結果是資本外逃，外資撤走，大量失業，福利又不能降低，于是政府大印鈔票，大借外債，阿根廷從二戰以前全世界生活水平前六位，跌到現在的七十幾位。至今拉美還在承受民粹主義的惡果。所謂的拉美病就是民粹主義病。

除此種民粹主義，還有一類靠民粹主義上臺的，就是根本沒有任何行動能力的空談家，議會變成政治清談館。這樣的人既沒有能力解決經濟轉型與貧富分化的矛盾，也無法有效地控制局勢，就是一個空架子。例如泰國與南亞一些國家就是民粹主義政治下產生的弱勢政府。

可以說，凡是靠民粹主義廣場動員上臺的總統沒有一個做得好的。這種人要么是弱勢總統，要么就是一個綁架國家的危險政客。

也許有人會覺得現在談中國的民粹主義是放空炮。他們認為中國現在是威權政治嚴密控制下的極低度的政治參與，用上海話說，全民普選總統的事與中國“混身不搭界”。然而，歷史往往會出現物極必反的現象，一旦社會失控，民粹主義極有可能會成為中國人人心所向的不二選擇，那時就來不及了。換句話說，越是集權制國家，越是容易產生民粹主義。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里，上面是統治者與官僚，下面是原子化的個人，缺乏中間的社會組織，也缺乏中間階層。此類啞鈴形社會一旦發生革命，要么變成為超凡魅力的強人振臂一呼，天下蕓蕓眾生景從的革命社會，如毛澤東當年那樣；要么變成民主化的民粹主義社會。

民粹主義是中國未來最大的危險。要避免這個洪水猛獸，應該是堅持一個理念，就是在現存情況下有序地發展公民社會與公民政治文化。某種意義上，一個拒絕發展公民社會的威權政府，就是培育未來民粹主義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