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可辛：不能說我拍《中國先生》這類電影就能拍十年，當然今后兩三年我知道我拍什么，拍我自己喜歡的，三年之后往哪個方向挑戰自己，其實快樂是有很多種的，快樂可以是拍你熟悉的快樂，有的時候是人自找的，要找自己很自虐的東西使自己快樂。
馬東：知子莫如父，在文章中都講安樂，不要太辛苦，為什么著重筆墨講這個道理。
陳銅民：我是認為不必那么辛苦，因為給他起名字可辛，他媽媽很反對，因為這個辛是辛苦，我說辛也不一定是辛苦，還可以是辛辣，辛又可以是其他的意思，因為他母親生他的時候是難產，所以我讓他記得他母親生他的時候，就是可辛，結果變成他自己一生是很辛苦的，拍電影就是很辛苦，不辛苦就沒有成功，現在到了一個階段，就希望他安樂一些，不要那么辛苦。已經有一定程度的成績，那你就把不必太執著。
陳可辛：這個我必須要糾正，我爸最后這個說法是外行了，到這個年紀來看，這個行業就是成王敗寇，沒有中間路可走的，沒有一個中間舒服安樂的地方，你不成王的時候，你就是非常的失敗，就是一線之差，你說我不用賺那么多錢就好了，其實成王的時候你也沒有賺錢，你只是打平，什么破紀錄的電影你只是打平而已，一個打平的時候其實一掉下來，下一部就是虧，虧得很慘，其實沒有安樂這個位置，現在的電影狀態沒有安樂這個位置，我們可能覺得好萊塢很大，你去到好萊塢也沒有安樂的，就是跟股票市場一樣，沒有中間路的。
馬東：我看很多導演在這樣的時候就忍了，不說，你還寫一本書把自己這樣的狀態告訴大家，我覺得這是香港導演的一種可愛，大陸導演可能已經沒有這種東西了。把這個東西說出來，跟這么多的媒體和影迷說有這么重要嗎？
陳可辛：其實我覺得，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喜歡什么東西都口語化地講出來的人，所以我如果有一天嗓子有問題那我就有完蛋了，我寫不好，我不是一個會寫的人，本來我的創作一向都是我的嘴巴講出來的，而且我的思考基本上都是在聊劇本的時候，你要說讓我回去自己想，我都想不出什么東西，我永遠在談劇本的時候聊出來的，所以變成我不講的話我就不會想。所以這種思維，是我的缺陷，我不寫這個書，我不去做這個過程，我就治療不了自己，所以其實是跟粉絲分享，還是跟自己去交代，我覺得更重要是跟自己交代。然后還是回到那句話，就是一定要知己知彼。這個東西，有時候是你因為知己知彼，所以一定能獲得。你完全不講的話你沒法思考，所以你什么都講，就變成你只能承認，我知己知彼是來自我必須什么都得和別人講。
馬東：中國電影在您的嘴里面跟別的人嘴里面不太一樣，我們聽到的都是一片輝煌，有多少塊屏幕，有多少票房，您說即便是很好的，成功的，也只是打平，下一部是虧掉了就是虧掉了，如果這個行業這個前景這么暗淡，風險這么大，樂趣在哪兒？
陳可辛：樂趣在于，我覺得怎么樣都比朝九晚五好玩吧，不能說你想賺多少錢，大家都很仇富，大家看票房，票房能回到投資方幾千萬，幾千萬現在哪能拍出一部戲呢，現在都是幾個億?，F在不止是演員，所有的崗位都很貴，尤其在內地，內地所有的崗位基本上都比香港高了，現在內地拍戲比香港貴的，我這次去紐約拍戲比內地便宜，大家不知道，因為行業里面專業的沒幾個，都在搶那三五個專業的，那三五個專業的貴得不得了，我掌機的不是攝影指導，是攝影師，他不錯，從《投名狀》、《十月圍城》，到《武俠》，每部片酬都是上一部的一倍，一部是一萬的話——當然不是一萬——下一部是兩萬，下一部就是兩萬的再下一部就是四萬，每一部大概差一年多，每一年多就是翻一倍。
馬東：導演片酬呢？
陳可辛：就看有多少菜，就看這部電影有多少錢我就收相應的片酬，這部電影沒有就少一點?！吨袊壬氛椅揖褪沁@樣的，我當時說了比較保守的價錢，我說需要幾千萬，也不是很貴，但是他們都說能不能再便宜一千萬，我說便宜不了了，結果他們都認了我那個價錢了，但是我沒有發現還要去美國之類的，就比預計的要高很多，結果算下來我就是零片酬，結果就要找植入廣告，找植入就有片酬，沒有植入就沒有片酬。
馬東：陳老，剛才陳導說了現在拍電影的難處，其實和您那個時候拍電影的難度是一樣的，每個年代面臨的問題都是差不多的。
陳銅民：都是一樣的，但是那個時候的票價也便宜，觀眾的數量也少，一個戲有不到一百萬就可以回本了，賣到南洋各地的片酬，一部戲拍個五六十萬，假如能夠在這里賣個不到一百萬，你就收回本。
馬東：剛才陳導導演說安樂這個事不可能了，因為這個行業像股票市場是一樣的，您聽了這個會替他有一些辛酸或者有些難受嗎？
陳銅民：現在已經麻木了，他認為不能安樂，還得苦干，那就苦干下去，因為我當年的失敗就是太安樂，譬如我其中拍一部戲的時候，一個演員能紅起來，一夜之間紅起來，所有人跑去找他簽和約，這個演員片酬也高了，他們跟我說，一定要改劇本，把這個演員的戲多加，因為他是小配角，因為我沒有聽，所以這部戲很多觀眾看到有這個人的名字，結果第二天這個戲就糟了，因為這個人是演反派，而且戲還不多，那個時候我就明白這是一個機會，香港很多導演找我和他簽約，別人問我你和他簽了幾部，我說一部也沒有簽，我這個人就是強硬，我覺得這個人紅起來沒有什么大不了，對我也不是大機會。
馬東：當時如果改他的戲份和他簽可能就會。
陳銅民：因為那個戲他這個人是演反派，而且是很小的戲，你不能變成獨角，其實我應該把那個戲扔了再拍另外一部。
馬東：借著他。
陳銅民：更厲害的是你把這個人簽下來三年，然后他的片酬在你的手里，別人要你，你就賺他的錢，香港就是這么賺錢的。
陳可辛：好萊塢也是這樣的，當時我覺得叫加他的戲我也是不同意的，因為加這個戲那就不成戲了?，F在我回過來看，現在我這個年紀經歷了這么多，我就說這個戲就停了吧，停了之后重拍，都值得。因為突然間有一個大明星，本來就是一個配角，但是一部戲他紅了，變成大明星。
馬東：陳導你是理性分析的結果，但是《投名狀》里面，李連杰他在海外市場的票房，大家希望看飛來飛去的，但是你一定不讓他飛，變成一個文藝戲，你當時不能讓他飛一飛賺一下票房嗎？
陳可辛：飛一飛就不是《投名狀》了，其實我飛也飛不起來，那個不是我的強項。請了程小東其實是因為之前請了袁和平不來，袁和平就是聰明，他就覺得你叫我來，我可能會累死，你又較勁，我又弄不出來，可能你還覺得我弄的不好，陳曉東比較隨意，你想來我就怎么著，結果就出不來那個感覺，結果大家較勁，拍的大家都快崩潰了，就把動作的質量感拿出來，那個時候是決定這個電影不要飛的，當然能夠拍飛的，我是一個監制，但是我做導演的時候，我還是會選擇，我有一點自負責，別人聽了是骨氣，說白了也是知己知彼，知道自己強項在哪里，缺點在哪里，我的強項就是拍人物，拍飛根本不需要我，我還不如讓陳曉東拍，我做監制呢。話說回來也對，等于明星突然紅了，這個不應該再拍了，你就拍另外一個電影，輕松一點，錢也沒有那么多，但是這個還不如炒股票。你說找到快樂就不能去抱怨說電影虧本，說電影不賺錢，我是認了，所以我說贏是自己，輸也是自己，輸沒有關系，我輸得心甘情愿。
馬東：陳老，我看你們兩父子身上完全是一樣的，您反過頭說不要這么固執，您在那個年代說也是這樣的，我們這兒有一個詞叫“書生意氣”，你們兩個身上都有。您同意嗎？
陳銅民：對。
馬東：看這個書的時候講到陳導情感很容易觸動，說到什么東西，對很多過去的事情，對很多情感，其實他住過的地方很多，生在香港，長在泰國，去美國讀書，現在到大陸，其實一生這幾十年來走的地方很多，但是好像對每個地方那種感情很容易被觸動，我看那個書里說：看到香港回歸那天自己穿的很隆重，要去看，要去感受97年變化的瞬間，留給自己什么感受，這和您比如說生在泰國，回大陸讀書，然后試圖回大陸工作，又去泰國。對家鄉的這種感受，對異鄉的感想你們兩位是一樣的嗎？
陳銅民：我們就是因為離鄉所以更加想念家鄉，所以華僑常常更愛國，什么道理呢，就是因為他們不在家鄉，這都有關的，而且跟我們的本來知識也有關系，我們都很敏感。也感覺華僑的身份也有關系，那么他也被我拉到泰國去，又跑美國去，這造成一個漂泊的那種思想，有那種傷感，都有關系。
陳可辛：《雙城故事》和《甜蜜蜜》都有勵志的故事，《甜蜜蜜》到《中國先生》都有一個情節，就是中國異鄉漂泊，加上對美國的情節，這三部電影都是在美國，美國不同的地方。其實我覺得我爸沒有說下去，我家我父母都是第二第三代的泰國移民，泰國華僑。他們都是有一種故鄉的情節，我覺得中國人去，我曾經有想拍的戲，但是現在還沒有拍，確實很遺憾，因為已經十幾年前想拍，但是到現在越來越拍不到，因為哪些人都已經不在了，就是我爸爸媽媽那一代在50年代回國的華僑，他們是很有趣的群體，他們50年代在泰國成長，30年代出生，我媽是第三代，我爸是第二代的華僑，從小都有祖國的夢，45年勝利到新中國成立之后大家都非常想回去，但是其實這些小孩從小的教育就是你們不是泰國人，你們是中國人，你們不要喜歡泰國女孩，不要喜歡泰國這個地方，這個其實跟歐洲人去美國是非常相反的，中國人為什么到其他的國家，就是我們國家生活不好所以要出去，歐洲人去美國有是因為歐洲生活不好，歐洲人去就把美國，他把傳統自己的保留，但是他們愛這片新的土地，中國不止不愛還嫌棄，還不喜歡這個新的土地，有錢就回鄉建房子，就叫小孩回去，這些小孩其實很無辜的，第一他沒有去過中國，可能皮膚比較黑，他們可能喜歡吃辣的東西，可能講普通話有口音，可能沒有經歷過冷的天氣，結果這些在南洋長大的小孩就要回到中國，一去到中國，他們都去了不同的地方。當然他們好多都是潮州人，去了潮州，有些去了北京，我爸媽都是在北京認識的，有些回去，是去最遠的地方，去到東北，可能有些去到朝鮮戰爭，這之間有些非常有趣的故事，總之都是為了愛國。但是來到這里，中國也不接受他們，有一些的人祖國的夢碎了，結果他們要離開，要走，當然早走的，像我爸媽就回到香港，結果我們回到香港，變成香港人，十二歲又被拉到泰國去，就是50年代離開泰國去到中國的人。
其實他們離開的時候都非常困難，第一可能就是學校里面最優秀的，很多家里有錢的，家里送回去，也有很多是家里不喜歡他們回去的，結果他們自己跑回去，但是他們離開都要在他們的過道上打一個印記，就是不能回來，因為當時是全世界最恐怖的時候，泰國政府覺得現在回中國就不代表你是愛國，就是你是共產黨，所以這些人不能再回到泰國，這些小孩一走了以后，一回頭就是一輩子。他們結果在香港生活了12年，用了種種的方法最后回到泰國，我在香港長大的時候，人家用筷子吃飯，我們家還是用叉子跟勺子吃飯，同學覺得很奇怪，結果后來我們搬回泰國，我就覺得你們常說回泰國，但是我不是回泰國，我都沒有去過，我是去泰國，我非常不想去泰國，再加上去泰國代表我爸爸的電影夢碎了，我非常不想去泰國，所以我有很多的依賴面，其實成長不應該經歷的，因為我跟我爸爸的關系使得我有正面的能量，因為我跟我爸爸的關系非常好。
馬東：今天回過頭看對那些情感題材電影的把握，跟自己成長環境留下的印記是相關的，我們上次聊天的時候講到《如果•愛》有《甜蜜蜜》的影子，如果有大量北京的取景，我覺得接不下來，你拍中國電影有這個問題嗎？
陳可辛：《如果•愛》是比較抽象的，北京也是一個香港人的回憶，所以就沒有那么必須接地氣，《中國先生》基本上現在可能還是合拍片，但是沒有任何的合拍成分，除了我是香港人，工作人員都是內地的人員，我拍的時候不覺得有什么問題，我還是覺得情懷是一樣的，把那些情懷放在我更小的時候，更遠的時候，這個是講八九十年代，我的感覺就是像七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就是香港經濟起飛，里面有一些歌，鄧超給我們唱一些歌，我聽了很感動，我也需要編劇演員給我一些靈感，但是拍的時候也沒有覺得接不上的感覺。
馬東：最后一個問題。這本書里面說贏是自己，輸也是自己，把自己放在一個輸贏線上，一個電影要么成功，要么失敗，你在書里說像一個祖國，這個可能是最好玩，最刺激，也是電影這個行業最無情的地方?！吨袊壬返馁€博會怎么樣？
陳可辛：《中國先生》對我來講是我覺得已經贏了，我覺得還沒有上映就已經贏了，我拍的已經贏了，因為我非常能找到這個戲的感覺，結果出來大家感覺不好的話也是很丟人的，你自己覺得很滿意，原來不行，就是你不能避免，也不能說絕對沒有這個可能性，但是拍的時候大家一批人的判斷很難是錯的，演員和工作人員的判斷，對我來講和他們合作那么愉快，我覺得應該贏了。再說回比較實在的輸贏，就是投資上，畢竟投資沒有以前那么多，不是過億的大片，其實他的票房不需要很高就已經有回報，當然我個人定一個我個人的目標，我的目標不是賺錢不賺錢的問題，但是我覺得確實剛才講，每講一點就是我爸常常講的東西很對，有些話我看他寫序的時候是我講的時候他拿去講，還是原來他從小就講，我聽多了也受影響，原來是他講的話，比如他講不是畫畫，不是作曲，是需要資本的，這個我說了一百遍了，后來我才知道是他講的，不是我講的。
還有一個其實電影是沒有輸贏的，因為每一部都比下一部，下一部都比這一部更難，這個絕對是他講的，這次贏了之后門檻更高，下一部大家對你要求更高。世界上沒有什么行業——也不能說絕對沒有——大部分行業都是你能做到一個地方之后舒服、安樂。當你做生產，接到一個訂單，這個訂單賺很多錢你就可以養老了，可以看下一個訂單就好了。其實我覺得也不能說別的行業不好，反正就是下一部更難，這一部越成功，下一部越難走，電影確實就是這樣，你只要越成功，你只會招到越多的妒嫉和是非，對你的要求和期待，可能結果就會有失望，這些東西，我們做電影非常幸福非?？鞓?，無論中間多辛苦，回報多不成比例，但是那個快樂在拍戲時候的感覺，跟演員的互動，結果拍到一個鏡頭我覺得非常好，就已經值得了一切，這個不能抱怨。以前UFO有一個傳統，拍《金枝玉葉》的時候拍頭發沒有幾年，當時是二十八九歲，從小向往60年代，但是我生晚了，我長大以后60年代已經過去了，就很向往那種波希米亞的年代就在二十八九歲的年代，從小是很乖巧的學生，但是里面我是非常較勁的，但是大家不知道，因為個子比較矮小就坐在前面，坐在前面就被迫成為好學生，但是家里沒有叛逆期，我到二十八九歲再不留長發這輩子就沒有時間了，留到UFO的時候，在剛剛《金枝玉葉》要上的時候，通常什么狀態，以前拍電影都是很快的，《金枝玉葉》是拍了一個月，一個月零五天以后，從開機到兩片就是一個月零五天，開機拍到一個月才關機，關機5天以后就上片，關機三四天就混音、配音做音樂，就根本沒有時間，拍完之后就沒有時間剪頭發，剛剛什么做完了的時候明天就要上影，所以說去剪個頭發，結果剪的太短了，《金枝玉葉》那個時候是三千萬的票房，《投名狀》都沒有《金枝玉葉》好。有一個UFO的傳統說剪頭發電影就會賣錢，結果這一次是什么呢，這次又是覺得長樂一段，就去試著剪，其實沒有剪那么短，也剪短了，現在就拼命等他留回來，很不舒服，很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