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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勇

宏觀調控下的中國經濟結構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而這種轉變催生出巨大的財富轉移效應。金融機構們多年“坐享”的高增長模式日趨失速，其不得不尋求新增長引擎，包括向同行領域伸出觸角。近兩年蓬勃發展的資產管理業務，成為各方逐鹿之地。

2011年底的數據表明，有超過16萬億元的資產在接受金融機構的管理，是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

今年，這一數字還在增加。2012年前九個月，累計有數百億資金從上市公司流向金融機構的理財市場，幾乎超過2011年和2010年的全年金額。更讓人吃驚的一組數據是，2012年上半年，券商資管規模從2011年年末的2819億元猛然升至4802億元，近乎翻番。

事實上，資管領域的規?！熬畤姟辈粌H來源于經濟結構轉型造成的財富轉移，也是制度紅利帶來的效果。

9月中旬，國務院批準了“一行三會”及國家外管局聯合制定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下稱《規劃》），其中指出在“十二五”時期，金融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5%左右，這就意味著與前二十年的4.46%和4.42%相比，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值需要大幅提升0.5個百分點，顯著高于GDP增長。

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之下，尤其是2012年以來的金融改革，讓金融機構有機會出現超常規發展，甚至帶來金融混業經營的契機，而隨之而來的，還將會是一個“大資管時代”。

而今年以來，監管層陸續對券商、基金、期貨、保險等行業在資產管理領域出臺放松或者放行政策，一一實現制度通途的同時，也鳴響了金融機構在大資管時代競跑的發令槍。

財富轉移

2012年上半年，在資本市場最讓人注意的現象之一，就是銀行的業績增長遠遠好于非金融企業。數據顯示，2012年上半年上市銀行的業績同比增長18.25%，而非金融企業的整體業績則出現了16.14%的下滑。

在這種巨大反差的背后，是企業和居民的資金不斷加速涌向金融機構的“資金池”。

截至目前，近百家上市公司發布了利用閑置資金購買理財產品的公告，總金額達到數百億元；而在銀行內部，2012年上半年最顯著的一個現象則是同業資產規模的迅速放大；券商的資管業務則更為“激進”，僅僅半年整體行業的資管規模就近乎翻番。

而這種轉移早在2011年就呈明顯趨勢。財匯金融統計，2011年銀行理財產品發行達23889　款，同比增75.3%，其中人民幣理財產品發行21474款，占全部發行總量的90%，同比增86.63%。銀行理財產品發行明顯提速，且以人民幣理財產品的放量增長為特點。

申萬證券研究所分析師屈慶研究發現，2011年，不僅居民儲蓄向理財產品遷移的現象漸成常態，企業因資產保值增值需求而動用閑置資金購買銀行對公理財產品的現象也日漸突出，部分公司以發行債券形式募集資金，其后將資金用于相應期限理財產品投資。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1　年末，基金、信托、保險和券商管理的資產規模分別達到2.13　萬億、4.81　萬億、5.54　萬億和2819　億，銀行理財按照2011　年三季末的數據，已經達到3.3　萬億規模。

而在銀監會的要求下，銀行理財規模在2011年年末保持了三季度末的水平，因此截至2011年年末，銀行、信托、保險、基金和券商的總體受托資產管理規模已經超過了16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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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金融機構資管規模迅速龐大的根源在哪里？

在某上市金融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看來，中國數年來的宏觀經濟調控使得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轉變，原本囤積在住房產業鏈和出口產業中的大量資金“無奈”的被不斷擠出。

同時，中國居民的財富積累也在名義上快速增長，雖然如果拋開通脹因素，實際增長或許并不明顯，但西南財大近期一份備受爭議的報告還是指出：中國家庭凈總資產高出美國家庭21%，城市戶口家庭的平均資產已達247萬元。

制度紅利

企業積累的大量資金無處可去，居民為抵抗通脹而出現強烈的理財需求，這一切就造成了金融機構資產管理領域的超速發展。

顯然，金融機構們切身感受到了這一切，近年來，銀行與信托“不辭辛勞”的設計出大量的理財和投資產品，希望吸引手上握著大量閑錢的企業們。

而私人客戶部則逐漸成為銀行的重點部門，保險公司不斷做大自身的資產管理業務，券商不僅僅陸續將其資管部門獨立成子公司，還紛紛設立了所謂的“財富管理中心”，他們的眼光都瞄準了高凈值個人客戶。

同時，公募基金的專戶開閘，私募基金的被認可，都成為社會資金向資管領域迅速聚集的渠道。

在上海一位大型券商的副總裁看來，要達到《規劃》的要求，監管層就必須放松資產管理，發力培育機構投資者。

此次的《規劃》明確提出，促進創業投資和股權投資機構健康發展，規范發展私募基金機構。鼓勵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不斷擴大資產管理業務，適時研究推動期貨公司開展資產管理業務。研究放寬公募基金管理機構業務范圍。繼續推動社會保障基金、企業年金等中長期資金參與資本市場。

而上述這些措施，則無疑是金融機構們的制度紅利。

事實上，金融機構的發展歷來離不開政策，其中銀行業的理財業務變遷就一直伴隨著監管政策和態度的轉變。

“監管對銀行理財產品的規范和管理可以以2009年作為時間分水嶺，”申銀萬國證券研究所分析師屈慶介紹說，“2009　年前，政策主要對理財產品的定義、分類、實施和銷售等進行細化和明確，2009　年后則主要針對以信貸類產品為代表的監管套利行為進行規范?！?/p>

回顧針對銀行理財產品的監管歷程可以看出，對理財業務的發展，總體上監管的態度依然是以支持和鼓勵為導向，將理財業務從監管套利的灰色區域中清除出來，真正向資產管理、財富管理的方向推進。

而2012年3月以來，為提高資金配置效率、化解民間金融風險、化解銀行風險，金融改革開始大步前進。半年內，國務院及“一行三會”陸續出臺了近十條關于金融改革的措施和意見。

在這些政策的配合下，金融機構的資管業務似乎完全不受減速的經濟影響，依然迅速增長。而更加可讓金融機構暢想的是，隨著金改的深入，金融混業的契機也可能隨之出現。

2012年，券商資管業務的創新在券商創新大會召開之后開始加速，“讓人明顯感覺到券商的資管已經與信托有著很多的相似之處，甚至開始與基金公司直接爭奪資源?！鄙鲜錾虾４笮腿谈笨偛媒榻B說，業務上的重疊將逐步引發金融監管上的變革，而這也將有可能打開金融混業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