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呂尚春 “一打就停，一撤就建”，自2007年以來，“小產權房”取締行動，像過山車一樣一波又一波，然而卻等來了更大規模的小產權房涌現。

北京市國土部門公示將清理79個小產權項目，有媒體探訪之后發現，既有停工停建的，也有打著“種植園”名義，以及村集體發放的農業綠植資格證明繼續施工的。

從2007年開始，政府就稱小產權房沒有財產保障，呼吁大家不要購買。建設部發布“買房風險提示”，提醒市民集體土地上的房屋，將無法辦理產權手續。但小產權房從2007年的5000元一平米漲到現在的8000元。小產權的膨脹，與商品房價翻跟頭上躥幾乎同步，都是始于2007年。高房價帶來的利益沖動，令一墻之隔的農村集體土地，想方設法突破所有的瓶頸，試圖從這場土地資產化洪流中分享一二。

不斷的限制，激發了新的“過橋”方法。例如，經鄉鎮政府批準，土地性質符合“農村公共設施用地”，或“農村興辦村辦企業”，或“根據擔保法，使用農村集體用地抵押權實現產權轉移”等情形時，用于建設集體性質的房屋，就不能簡單以“小產權”的名義一刀切掉。在一波又一波的“運動式”壓制中，令農村集體土地用途的詮釋變得復雜多變。

另一方面，每出現一個新的土地和商品房的調控限制政策，都會立即由于集體土地的便宜價格和小產權房相對自由的交易，而大大攪動土地招拍掛市場和房屋交易市場。成都“地票”叫停，即是集體土地轉為可建設土地之后，引來了在“地王”渾水中疲于奔命的房地產商。“地票”被叫停后，未取得“地票”的土地，就仍頂著“小產權”的帽子，到處開花。

尷尬的局面，意味著僅僅用單一的行政指令，小產權問題必然無解。事實上，城鄉土地“同地同權”，早已不是新命題。目前的許多政策設計，也顯現出賦權集體土地的意味，譬如農村土地“確權”，取得了一些進展，然而阻力也相當的大，甚至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王世元表示，農村集體土地的確權“進展不平衡、質量不平衡”。這是由于土地的確權，將導致原來模糊的“集體土地”，對應到每一個村民，每一塊土地有了分明的界限。“集體在哪兒？”——確權之后，集體土地財產不再是概念，而是由有名有姓的一個個人的財產共同組成，這當然會讓征地、拆遷補償變得不那么自由。

如果真到這個地步，社會資本將面臨一道選擇題：是買城市政府的昂貴土地，還是農村集體土地？政府的“土地財政”怎么持續？這正是小產權問題無法“陽光化”的本質所在，小產權房可以“事實存在”，但不能登堂入室——對于社會資金而言，唯一“合法”獲取土地的路徑，就仍只有從城市政府“招拍掛”獲得；“地王”也罷，“天價”也罷，仍舊是可開發土地的僅有通道。如果大經濟無法擺脫“土地財政”的怪圈，小產權的“非法”或“庶出”身份，終難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