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拾年》一書即將殺青，我校閱書稿至“梁林故居”一章時，忽聞這處故居慘遭拆毀，憤忿之情難以言表，不得不離開書桌趕赴現場。今天，終于能夠回到桌前，再將匆忙寫下的幾篇關于這處故居的文章收入書中。這樣，原計劃編入2001年至2011年有關北京城市建設文稿的這本書，增收了2012年的文字，索性再將寫于2000年關于曹雪芹故居的那篇文章也收入其中，前后各錯出一年，正可讓讀者對這十年看得更加立體和真切。

從曹雪芹故居到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形成了歷史的回應。前者未得到保護，是政府部門未采信主張保護者的意見；后者被拆除，則是政府部門采信了主張保護者的意見并作出行政決定之后，遭到開發單位的公然挑釁——性質已大不相同了，可這兩處故居被拆除的結局仍是一樣的。

這構成了一種象征意義。在過去十年里，在北京文化遺產保護事業中，公眾參與的力度在不斷增強，政府部門已在傾聽、合作，開始意識到這是善治的必需，誠是可貴的進步?？墒?，推土機仍保持著強大的慣性。這個城市已制定了一部要求整體保護舊城的總體規劃，可是，它不會自動成真，仍需要每一位熱愛自己故鄉的公民持之以恒的努力。

作為一位根基于北京的新聞記者，我目睹了這個城市發展變遷的許多重大事件，不斷告誡自己要盡力記錄、報道，卻時常為自己力不能逮、未能盡職的方面愧疚不已。置身于矛盾的夾縫之中，平衡地觀察、記錄，是記者的天職，這正可為每一篇報道構架起最為真實而戲劇的線索，可每一次酣暢地落下最后一筆，心中總會積淀下沉重的思緒——為什么故事的主人公們竟是如此難以溝通？

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北京為《城記》舉辦了一個座談會，我作了發言，題為《增進社會溝通的立場》。我說：“我在大學讀的是新聞專業，那時，我想得最多的是，我將要從事的職業是為什么？我得出的結論是，實現社會的溝通。所謂communicmion，僅僅說成傳播是不夠的，它還有溝通的意思，這是它的價值。所以，使我們這個社會成為一個可溝通的社會，應該是記者的職業歸宿。那么，我們應該怎樣來完成這個使命？我想，最關鍵的是不放棄對事實的追求，并以此作為工作的目的。我們不能強加事實任何的東西，因為事實本身就在說話，不用你去打扮它。這樣做的結果，當然就是增進社會的溝通，而有了溝通，才會形成共識，也才會有真正的建設。”

我是一個篤信“拿證據來”的人，希望每寫完一篇文章如同解完一道數學題，深信“論從史出”，生怕“以論帶史”，最惡“以論代史”。每次看到交談的雙方不能心平氣和地推杯換盞，竟是以摔碎杯子了事，總是希望為他們打一張桌子，讓他們把杯子擺上去——《城記》《采訪本上的城市》以及這一本《拾年》，就是我希望擺出來的桌子，希望它們能夠為不同意見的人士提供一個可交流的基礎，大家把杯子擺上去聊聊天，希望那上面還擺得住，畢竟這些文字提供了大量與今天的生活密切相關的事實，這些事實表述得準不準、“數學題”解得對不對，還可以深究，去證實或證偽，都是為了進步。

我不是一個愛打擦邊球的人，我看到的更多情況是，擦邊球的邊，里面是空的，外面也是空的，請問哪一個空是對的？我們總不能以這一個空去覆蓋那一個空，以這一種情緒去湮沒那一種情緒，這樣的故事毫無新意。桌子里面有做不完的事情啊，只是需要一顆安靜的心。所以，我總是提醒自己要靜下心來，從桌子的中間做起，雖然它也有邊，可畢竟，多多少少打出了一張張小小的桌子的模樣了。那么，就請大家把杯子擺上來吧。今天的中國，是多么需要有質量的交流啊。如果我能夠為此盡一份力，就沒有白來這一世。

人類文明的發展并非春江放舟、兩岸鮮花那般愜意，把一切一切的不如人意，歸結于一個抽象的敵人，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也是毫無意義的事情。我希望我的文字沒有這樣的敵人，如果有，那個敵人就是我自己，因為我看不慣的人性，我自己身上就有，誰叫我是人呢？所以，看到建筑物因為偷工減料而發生的悲劇，我總是擔心我也是那一個偷工減料的人，因為我深知，是偷工減料害死了那些孩子！我不敢說自己做得有多好，但希望始終朝著勤勤懇懇的方向?！妒澳辍防锏奈淖?，和以往的文字一樣，皆是經過了自己的一番懷疑，把它們呈現給讀者，還是誠惶誠恐，因為它們皆是記者的工作，都有一個截稿時間，都是在被規定了的最短時間內完成的，它們能否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唯可慰藉的是，在過去的十年中，我的工作方法有了不少改進，使工作質量能夠得到更多的保障，但這仍需要等待讀者的審視。

這些年，在新華社與前輩們聊天，每每癡迷于他們親歷的往事，忍不住動員他們先寫下來再說，因為那些事情是那么準確地定義了我們今天的生活，不能遺忘啊。記錄歷史總會遭遇這樣或那樣的挑戰，面臨這樣或那樣的困境，這不足為奇。與太史公相比，我們已是何等幸運。正是因為這個民族擁有一個偉大的傳統——把墨浸到紙上的傳統，這個民族的文明史未曾中斷。這樣的事情，總得有人去做，老老實實去做。我們不做，孩子們也得去做。而我們今天，正面對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社會正在經歷的空前轉型，也面對人類文明自工業革命以來又一次激蕩的變革，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們去思考、探索和記錄。盡管我們的文字，可能在我們活著的時候，不能被完整呈現，但只要我們用心去做，這些文字總會活得比我們長。

我是一個幸運兒，自《城記》之后，我的寫作得到了讀者的關注與鼓勵。對此，我深為感激，更是不敢懈怠。我是那么希望早一天把計劃中的寫作任務完成，包括那一本《梁思成傳》，可由于種種原因，更是由于自己能力的不足，至今未能如愿，深感愧疚。在過去的這些年里，在緊張的工作之余，我成了檔案館、圖書館的?？?，幸運地收集到大量珍貴的史料，我確實應該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到我的書桌上了。

我的工作得到許多前輩、同仁、朋友們的指教與幫助，請允許我在這里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發自內心的感謝。

感謝每一位接受我采訪的人士。

感謝林洙老師為本書提供了有關梁思成、林徽因的歷史圖片。這些年，我最對不起她，她是那么盼著我早日完成《梁思成傳》，可我總是拖拖拉拉。是的，我必須動筆了，我已能說服自己動筆了，確實是要早一些動筆了，不能再開小差了。感謝她老人家對我的寬容與期待。

感謝傅熹年院士提供給我1943年的北京舊城航拍圖以及他復原的元大都和義門圖，它們是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其中有大量細節需要用心感悟。

感謝羅哲文先生提供給我1969年他拍攝的北京城門拆除現場圖片，這些圖片在《城記》一書中刊用過，此次，我仍選用了若干，因為它們與本書介紹的徐蘋芳先生的元大都考古工作有著深刻的聯系。

感謝岳升陽老師為我標注“2007年菜市口地區危改工程位置圖”，為我繪制“大吉片歷史文化點分布圖”、“金中都城址圖”以及“北京城址變遷圖”，并提供他拍攝的觀音院過街樓照片。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岳升陽老師緊緊盯著一個又一個建設工地，懷著對祖先的巨大敬意，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傾力尋找北京古代城市發展演變的痕跡。他的探索精神與研究成果，給了我太多的鼓勵與啟發。

感謝陳衍慶先生提供給我陳占祥先生的照片。我不能忘記1994年3月2日第一次見到陳占祥先生時，陳衍慶先生當“翻譯”的情景。在之前的電話聯系中，陳占祥先生寧波口音的普通話讓我這個貴州人聽得很吃力。沒想到陳占祥先生如此體貼，見面時竟將長子陳衍慶先生——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招來作“翻譯”，使我順利完成了一個上午的采訪，這是我終身難忘的經歷。

感謝胡勁草女士，她在完成紀錄片《梁思成林徽因》的拍攝之后，將她收集到的林徽因致費慰梅信中手繪的北總布胡同寓所平面圖提供給我使用，使我對這處故居的理解能夠在更準確的層面上展開，并與讀者們分享。在梁從誡先生的敦促下，胡勁草女士為拍攝《梁思成林徽因》付出長達四年的辛勤勞動，克服了一般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如今，這部深受觀眾喜愛的紀錄片一播再播，梁從誡先生在九天之上，定可心慰。

感謝王南老師和劉輝同學。在王南老師的指導下，劉輝同學幫我繪制了北總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1980年代被插建住宅樓的示意圖。王南老師還向我提供了他繪制的《北京舊城城市肌理衛星影像分析圖(2003年12月)》，這是極其珍貴的圖片史料。王南老師和夫人曾佳莉老師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之余，堅持外出調查、測繪北京古代建筑，還邀請我和我的孩子加入其中。是的，我們必須當好王南老師的助手，把這項工作堅持下去。王南老師、李路珂老師帶領胡介中、袁琳、李菁同學歷時多年實地調查，投入巨大心力編著的面向大眾的《北京古建筑地圖》三冊，是我外出調查時必備的參考資料，也是我這個“地圖迷”見到的最好看、最實用、最專業的地圖集，盡管編著者認為還有更加細致的工作等待完成，但它們巳完全配得上北京這個偉大的城市。

感謝康乃爾大學的韓濤先生(Thomas H.Hahn)為本書提供約翰·澤布朗(JohnZumbrun)1910年代拍攝的北京影像及其他圖片。這些年來，韓濤先生在城市規劃、歷史地理和藝術史方面給予我許多啟發，他還為《城記》英文版的出版往返奔波，讓我萬分感動，唯以更加用心的寫作相報。

感謝孫純霞女士提供給我她拍攝的北總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毀圖片。后來無人能在那個地點拍攝了，這張照片更顯珍貴。

感謝王嘉寧先生提供給我他拍攝的徐蘋芳先生照片，那張難得的人物攝影佳作深受徐蘋芳先生喜愛，本書有幸能夠刊載。

感謝王薈女士為本書配圖費心盡力。她作為一名書寫北京文化遺產保護和歷史地理變遷的新聞工作者，向讀者們貢獻了大量佳作，也使我這個同行受益良多。

感謝我的老同事李楊女士，這些年來她不斷催我寫稿，給了我太多靈感，這本書中的多篇文章，包含了她在編輯工作中付出的大量心血，她在職業生涯中面對最艱難時刻的毫不畏懼，給了我深深的激勵。

感謝我的另一位老同事劉江女士，這本書收入了我與她在2002年3月合作完成的關于北京城市發展模式的調研，這組調研引發了太多的故事，我有幸能夠把這些故事跟蹤下來，形成《拾年》一書的重要線索。

感謝柳元先生一直以來在城市規劃與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給予我的啟發。我始終感到他在大洋彼岸一直默默地看著我寫下的每一行字，讓我知道我的筆端承載著怎樣的使命。

感謝我十分敬重的新華社前輩熊蕾女士，她和柳元先生一道，將我引入美國城市規劃的大門，打開了我的心扉，使我能夠完成《采訪本上的城市》一書，再將由此獲得的能力，投入到我生活的這個城市。

感謝學長羅銳韌先生對我的關心與鼓勵，每次與他相敘，都是生活中最快樂的時刻，也因此獲得了太多的啟發與力量。

感謝學友胡陸軍先生，正是因為他無私的幫助，《城記》英文版去年終于問世。

感謝李竹潤先生、金紹卿先生、熊蕾女士親自翻譯《城記》一書，這三位新華社老前輩優雅的英文，使這本書大大增色，也讓我深深享受到了文字之美。

感謝張志軍女士，她一如既往地高標準、嚴要求，不留情面地提出寶貴的意見，使《拾年》終于能夠以這樣的面貌呈現。難以想象失去了她的幫助，《城記》《采訪本上的城市》以及這一本《拾年》將會留下多大的遺憾。

感謝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資料室的李春梅老師、鄭竹茵老師在過去的十多年里給予的寶貴支持和熱情幫助。

在這本書的完成中，我還得到楊林先生、劉文豐先生、曾一智女士的幫助，在此一并致以誠摯的謝意。

感謝我的媽媽、岳父、岳母、姐姐、妹妹。這些年來，我經常忙得顧不了家，可你們沒有責怪我，而是分擔了我的責任，更加關心、愛護著我。

感謝我的妻子劉劫和我的大寶貝寬寬。要知道，和你們在一起，我是多么幸運，又是多么幸福。

太多的話不能寫在這里。真希望我所做的一切，對得起你們的愛！

王軍

2012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