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梁捷

哥本哈根會議之后，人們獲得兩點重要收獲。第一，由于在世界范圍內過量排放以二氧化碳為代表的溫室氣體，導致了全球暖化，這已是一個很難否定的經驗性事實；第二，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必須依靠國際協作，而這一點在目前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極為困難，甚至是不可能。

純粹技術而言，我們對于已經排放至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沒有辦法，唯一可做的只是控制和減少當下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但困難在于，排放二氧化碳主要是個人與企業的經濟活動所導致，這種激勵太強，而要監督減排二氧化碳的社會成本就很高。

更重要的是，空氣環境是一個公共品，呼吸免費，賺錢獨享，污染則是大家一起承受。我們無法像分割領土、領海一樣把無所不在的空氣也做出劃分。所以從個人到企業到國家，全都沒有減排二氧化碳的動機。賺錢的經濟活動與排放二氧化碳直接關聯，于是所有人都有搭便車的動機，單純希望別人減少排放，而自己仍能利用排放的機會來賺錢。

所以減排二氧化碳必須是個全球協作的系統性工程，每個國家被賦予一定的減排目標，然后自上而下地貫徹實施，逐步達到控制排放溫室氣體的目標。我們把實施的問題置于一邊，單純考慮這個世界范圍內減排目標的分配問題，就會發現它的復雜性。哥本哈根會議的最終失敗，并不令人意外。學者們在理論上尚未得到一個被廣泛認可的方案，怎能指望政治家在談判桌上達成一致？

不管理論還是實踐，減排目標的最終評價標準應當是“公平”，這一點大體可以為人們接受。不過“公平”應是獨一無二的準則，否則就談不上公平。實踐操作中，我們卻可以輕易列舉出好幾種公平分攤減排任務的指導原則，不妨看看其中哪種最公平。

第一種看法，考慮歷史的維度。在歷史上，美國和歐洲國家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應對當前這個局勢負有主要責任。與之相比，中國或者非洲國家在歷史上并沒有排放很多溫室氣體。雖然這些國家現在排放量在不斷上升，但不應對他們做出過多限制。

第二種看法，過去的就過去了，公平的國際減排方案應當立足當下，根據目前的碳排放水平來決定分攤的減排份額。在這個框架下，美國和歐洲面對的減排壓力將略微減小，而正處于重要經濟 發展階段的中國，必須承擔起更多責任，這種方案在經濟和操作上最為可行，可是在政治上將面臨巨大的阻力。

第三種看法更為激進。既然目標是追求公平，那么就應該在全球范圍內，按照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碳排放量的目標設計方案，真正做到人人平等。我們不必追究美國人的前輩是否比非洲人的前輩排放了更多的二氧化碳。重要的是，既然當前所有人都生活在共同的地球上，每個人就應當為環境承擔同等的責任，一視同仁。

每一種框架都既有經濟考量，又有文化壓力。最近幾個瑞士經濟學家在此基礎上作了一項研究。他們在瑞士各個年齡階層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問卷調查，隱藏了美國、中國等國家名字，以ABCD替代。結果發現：人們普遍認為第三種框架即人際公平最合理，而第一種框架即考量歷史的減排原則最不合理。經濟學家們又做了對比研究，即在調查時公布國家和地區名字。令人意外的是，結果仍然如此。

這個研究結果帶給我們許多啟迪。地緣政治和經濟在這個時代起著重要作用，我們的生活水平很大程度是由所在的國家來決定。因此在碳排放問題上，目前主要也是由各個國家出面交涉。不同國家地區受全球暖化的影響也不相同。高山國家會看到雪山消融，而低地國家可能就是滅頂之災。

許多人都認為，在這種關鍵時刻，堅持所謂“國家利益”的原則不放，實在有些自私。全球暖化最終將影響到全人類，無人可以幸免。這種環境下的指導原則應該將全人類的利益都考慮在內，才可能制定出真正“公平”的碳減排方案?？墒菑墓胖两?，極少有什么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原則，碳減排的協商也多半會是一個長期困擾人類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