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舊事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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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那個年代，幾十年間一再強調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全國的每一個角落，在農村就是落實到“田頭”。因此，政權才有極強的穩固性與動員力。

大躍進高潮時，梁書香正上小學六年級，也參加修水庫的“大會戰”。這時，上面開始推廣取代肩挑人抬的獨輪車。為了“小車化”，動員大家到山上砍樹，一時間，山上只要成材的樹都被砍光。小學也不例外，要求五六年級小學生每人要做一輛小車。小學生力氣小，只能到山上砍小樹?？硜硪欢讯研?，拉到村上郭木匠家中，請他做小車。郭木匠看到這么多小樹被毀，氣得大罵，從老師罵到校長，再罵到領導。他還罵了關鍵的一句：“叫什么大躍進？我看就是大要(躍)命，是窮折騰。”沒想到這話傳了出去，本分了一輩子的郭老漢因此被打成抵觸大躍進的現行反革命，挨了批斗，帶上了“現行反革命帽子”。

1959年，她小學畢業升入新金縣第七初級中學，這時大饑荒已經開始。有一天課間，幾個同學閑聊說起家家戶戶分的一點兒糧食根本不夠吃，有個學習好、說話幽默的男同學說，怎么吃？用線串起來掛在墻上，一顆一顆吃。此話立即傳了出去，這位同學因此成為對現實不滿、說怪話、抵制“三面紅旗”，本應打成“壞分子”，好在因為他家庭出身好，而且年齡不夠，學校只給了他開除學籍的處分。在人類歷史上，少數思想家因提出“異端”思想而受迫害的時代數不勝數，但這些思想家畢竟是少數英雄人物，大多數平民百姓還可以相安無事“過日子”。然而，肚子餓抱怨糧食少，這并非“精英”才有的異端思想，而是尋常人最正常不過的反應，平常人因正常反應而受迫害、這種人人自危的時代確實罕見。

1962年，她考上新金縣一中高中部。第二年，開始抓“階級斗爭”，學校也進行了那一代人非常熟悉的“人人都要革命化”活動。這個活動的第一步與其他運動幾乎一樣，就是人人都要“向黨交心”、要“暴露思想”。經過動員，一位富農家庭出身的同學在反復動員下暴露了自己的思想。原來當時開始講“階級路線”，學校開一些重要的會議不許地富子弟參加，把他們留在教室。他曾經說：“看到大家興高采烈地拿著坐墊出去，我心里又不是滋味又生氣，我想等哪天我說了算，就把貧下中農子弟留在教室，讓他們也嘗嘗那種被人歧視的滋味。”此時，猛批自己的反動思想。但幾天后，這個同學就被學校開除了。

梁書香的父親在“偽滿”時期是小學校長，在農村就是頭面人物了，國民黨接收后，曾任區分部執行委員，土改時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她在學校也屬于“留教室”的待遇，但有初中那位同學“糧食串起來吃”的教訓，她非常明白應當怎樣“暴露”自己的思想：想上名牌大學的名利思想、傷春悲秋的小資情調……總算過關。暴露思想還不算，人人都要寫“自傳”，她的幾個哥哥寫的自傳數不勝數，都寫信教她其中的奧秘：千萬千萬別說真話實話，比如對困難時期認識、對“三面紅旗”等等，一定要說好聽的“過年話”。于是，在長達數千字的“自傳”中，全是熱情歌頌之詞。“那個年月，哪個人的人格不是分裂的，哪個人不是兩面人？”“所以，那個時期從上到下，我敢說誰都在按照上邊的精神說假話，照著上邊的宣傳做兩面人，只不過大家都心照不宣罷了。”從“暴露思想”到寫“自傳”，這至少是“延安整風”以來標準的“審干”模式。將中學生納入此種模式，可見這種模式已覆蓋、滲入社會之廣之深。

除了自我“暴露思想”、寫“自傳”外，這種模式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互相監督、揭發。她買條裙子，沒敢穿，就有人找談話要她挖掘思想深處的東西，問她追求什么。哥哥從外地寄來高考復習資料都被人揭發，認為是白專思想的表現。1965年正是“文革”前夜，“階級斗爭”之弦越繃越緊，高考錄取“講階級”，出身不好的梁書香未被錄取，只得回家務農。

回鄉不久，“文革”開始。不過，“文革”開始時批“海瑞罷官”、“三家村”等，農村并無特別動靜，只到1966年的八九月，一些城里的紅衛兵到農村來破四舊才感到“文革”的威力。紅衛兵到各家各戶搜書搜宗譜，農村人書不多，多的是宗譜，所以把宗譜集中到生產隊門前一把火燒掉。農村的政治運動往往是被動的，所以，不是上面派“工作組”進村發動，就是城里紅衛兵來直接動員。隨著運動的深入，“文革”也逐漸深入農村，農村也要一片紅，人人帶紅袖標，家家掛紅旗，但是像梁書香這種“四類分子”之家則要掛白旗，她父親還要帶上書“歷史反革命”的白袖標。春節時，她二哥帶著還不懂事的兒子從外地看望父親，孫子指著爺爺的白袖標好奇地問爺爺的胳膊箍的怎么是白的。她父親流淚說二哥：這樣的家你帶孩子回來干什么？

戴高帽游街、批斗挨打、受各種凌辱，成為“四類分子”的“家常便飯”。大隊有個四類分子原是大連海運學院教授，因“歷史問題”從下放農村改造，以前看到村民春天往地里點苞米種的活費工費力，就發明了一臺省力省工還節約種子的小型點種器。此時，卻被認為是用小發明收買人心，是階級敵人的新陰謀，貧下中農如果用了階級敵人的小發明就是立場不清方向不明，是大是大非問題。結果那位老教授因此一次次被批斗、游街。開始還是讓他推著播種器游街，后來干脆把那臺小播種器掛在他脖子上批斗、游街。

1967年秋收前，梁書香到相鄰公社辦事，正趕上這個公社把全社的“四類分子”集中起來，命令他們兩兩互打，誰不使勁“革命群眾”就狠打誰，結果互相打的人打來打去一個比一個狠，不一會兒都鼻青臉腫、口鼻流血，一些人被打倒在地爬不起來。一旁觀看者一個個樂不可支。北京作家肖復興也回憶過發生在自己身邊的相同一幕。1966年“紅八月”，他是北京某校高三學生。一個雨天，胡同沖來一群紅衛兵，闖進他住的院子，抄了院中一對“壞分子”夫妻的家后就開始痛打這對夫妻。忽然有一個紅衛兵從同伴手中奪過皮帶，扔給二人一人一根，沖他們喊道：“你們互打，打打對你們有好處，疼了，才能夠觸及靈魂，知道問題的嚴重性!”開始他們兩人誰也不動手，但在紅衛兵的逼迫下只好揮動皮帶。開始是輕輕地打，但在紅衛兵的苛責下不得不互相都使起了勁，越打越兇，血從他們的臉上身上流了出來，和著雨水一起洇紅…… (肖復興：《槐花祭》，《隨筆》2003年第4期)

梁的母校新金縣七中，紅衛兵小將把校長和有“歷史問題”的老師關入“牛棚”，每天早上命令他們在操場上學烏龜爮，時時皮帶、拳腳相加，有時把裝滿糞便的水桶掛在他們的脖子上。皮口鎮小學高年級學生不過十一二歲，也自發跑到鎮上，抄了一個舊社會小業主的家，不巧那天他家只有一個老太太在家，這群小學生大夏天把抄出來的皮大衣捂在老太太身上，又把圍上圍脖、戴上帽子和口罩，然后把她捆起來，一哄而散。等人趕來，老太太已經沒命了。

戴高帽掛黑牌敲鑼游街示眾，似乎成了鄉村娛樂，小孩們看游街都看上了癮。秋天糜子熟了，看護糜子的社員敲鑼打鼓趕麻雀，鑼鼓聲一傳進村，梁書香鄰居一個僅僅四歲的孩子，就喊游街的來了，哭著叫著讓大人領著去看游街。這是“人之初”一種潛移默化的最重要的教育，暴戾之氣對一代人的影響，既深且遠。

1968年秋，“知青”到農村插隊。他們村知青一來，首先就斗、打四類分子，并且打得更狠，當地農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殘酷的場面，一些歲數大的覺得這些知青心腸太狠，但又不敢表現出來，但一些小青年覺得新鮮刺激，也參與到這種對四類分子的殘酷折磨之中。“城市”往往被認為文明、先進于“農村”，城市的“知識青年”理應比大字不識幾個的農民更文明，然而，在階級斗爭、批判人道主義的強化教育下，他們徹底接受了這一套理論體系，反而因此喪失了普通人所具有的“人之常情”，往往更殘暴。

作家馬波(筆名“老鬼”)回憶自己在1968年底從北京到內蒙兵團當“知青”時，他們這一群知青看到當地貧下中牧在開批斗會時根本沒人認真聽，嬉皮笑臉窮逗，心不在焉，吐口水玩，東倒西歪睡覺，大吃一驚，認為他們“階級覺悟”不高。于是在1969年新年第一天抄了一個老牧主的家，以提高貧下中牧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斗爭觀念”。他們不僅抄了家，還暴打老牧主，把他打昏過去。但沒想到，一位老貧農卻挺身而出保護老牧主，爭執中，他們把這位竟然保護“階級敵人”的老貧農也打成重傷。幾十個牧民在遠處陰沉沉地看著，一位北京知青連忙手持紅寶書向他們揮舞，表示他們是在執行毛主席指示，警告牧民少管閑事。（老鬼：《血色黃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1頁）

羅點點是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其父是“文革”一開始即被打倒，紅衛兵運動興起時，她不但沒有加入紅衛兵的資格、沒有抄家打人的資格，反被紅衛兵抄家，父親、外公被毒打，紅衛兵還當著她的面把她外婆打倒在地，用皮帶趕著她在地上爬，最后腿被打斷。然而，幾年后羅點點與幾位女同學到陜北農村插隊，聽說一位叫三娃的婦女“作風不好”，而且家庭出身不好時，這幾個女知青一商量，很快就形成了一個“紅衛兵式的決定”：教訓一下三娃，不能讓這個女人敗壞了純潔的革命空氣。一天下午，她們幾個在村子的正當中截住了正要回家做飯的三娃，圍成一圈，“教訓的方式也非常北京紅衛兵化：用皮帶抽”，輪流抽打，把她打得頭破血流。沒想到，這時一些老婆兒老漢兒走到她們跟前勸道：“娃娃們，下回不敢了啊!一個村里生著(住著的意思)，打壞了人了不得哩。”她們卻不知深淺地回答：“這算什么？要在我們北京……”村里人仍勸說：“這不是不在北京你的窯里哩嗎？”羅點點承認，這一切“都讓我們心驚，都在我們的常識和判斷能力之外”。“我們為捍衛道德純潔所作的努力不知怎么一來顯得那么軟弱和丑陋。”“顯然那些在北京人們公認的道德標準和‘一抓就靈’的手段用在這里，就像曠野里的聲音會被大山吃掉一樣，也被什么東西吃掉了，而且吃得連骨頭都不剩。”（羅點點：《紅色家庭檔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48-250頁）“這算什么？要在我們北京……”此話格外值得玩味。紅衛兵、“紅色恐怖”從北京發起，從北京最好的學校發起，甚至在北京已無資格打人、而家人被紅衛兵毒打的學生此時也非常“北京紅衛兵化”地打人，“北京”或者說“城市”與“鄉野”，此時此刻究竟孰“文”孰“野”？

城里來的知青還將城市已經強制推行的侵入人們日常生活之中的“政治文化”推向農村。在他們村，知青帶來的“新花樣”是社會上下工都要在毛主席像前復雜煩瑣地“請示匯報”，跳“忠字舞”。當然，“四類分子”只能在毛主席像前“請罪”，規定“請罪”時必須一躬到底，頭要低于屁股，還要背長長的“請罪詞”，如我是地主分子某某某，我有罪，我罪該萬死，向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偉大導師毛主席請罪，向林副統帥……向工人階級……向貧下中農……如有一人背錯，就是一頓拳打腳踢，其余人都要重新“請罪”。還規定從生產隊回家的路上也要大聲背“請罪詞”。“每天每天，幾個四類就這樣白天請，晚上請，隊里請，路上請……”1968年底，她結婚時與未婚夫一起到公社登記領證，管登記者按慣例，要所有領證者先做“三大件”，先揮動《毛主席語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身體健康，然后讀語錄，唱頌歌跳忠字舞。到此辦其他事者，也連忙與她們一起做“三件事”。

結了婚，到了鄰村，尤其是丈夫家庭出身是貧下中農，她的待遇好了很多，不再受歧視。而且，她的地位還因“政治運動”而提高。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要求學小靳莊，要求大講革命故事，人人寫詩，隊隊要自編自演節目。她是當時農村少有的高三畢業生，于是她給人講毛主席家六位烈士、孔老二殺少正卯、劉文彩的收租院，她還寫詩、編排節目、教農民演樣板戲、唱革命歌曲……大派用場。她編的節目還先后被選到公社和縣里匯演，生產隊因此成為公社學小靳莊先進典型，隊長也成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標兵，不斷有人來生產隊學習取經。這一年，生產隊的分值降到最低，但生產隊長，卻因成為學小靳莊典型而被提拔為大隊書記。其中，梁書香起的作用最大，新上任的大隊書記當然明白這一點，于是提拔她當大隊“大嫂隊長”。大嫂隊長，就是負責全大隊的計劃生育工作，每年有三千工分的補貼，雖然只是大隊長、大隊書記的一半，但也基本脫產，不用干農活了!從1965年回鄉務農到現在成為脫產的大隊干部，整整十年，不是過來人，可能很難理解她的驚喜。

當了大隊干部后，她更要在各種場合發言、表態、批判。她在臺上朗誦歌頌“文革”的長詩，演過“批鄧”的“三句半”。曾經，她對別人的這類歌頌、批判非常反感甚至憤怒：“我也無數次在心里罵過一些人，罵他們不辨是非，戴著以人血染紅的頂子還能心安理得”，但“現在，我理解了他們，這是人的弱性，在或形勢或權欲或利益或名聲的驅使下，或者什么都不作為，唯為政治氣候所迫，多少人會違背自己的心愿，明明干著心里不愿干的事卻干得挺起勁，明明在說著言不由衷的空話假話套話卻又說得天花亂墜”。她沉痛反省說：“而我，過去沒說沒做不是不想說不想做，是想說想做而人家不用。一旦有人賞識你，起用你，還是愿意竭力表現，竭力逢迎，竭力唯政治氣候的馬首是瞻。”“如今，那些往事已經為歷史，但是，曾經經歷和參與了那段歷史的人都應該捫心自問：在那人妖顛倒了的非常年月，自己都說了什么，都做了什么？這對歷史的反思和對未來社會的發展，也許會起一點警醒作用。”

在所有人都沒有沉默權的時代，從上到下，無數人都做過類似事情，實在是情有可原。梁書香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村婦女，對自己當年所作所為的反省話雖不多、也無更深奧理論，卻平實而深刻，至為難得，格外值得敬重。因為許多地位比她高得多、當年所作所為比她嚴重或者說“積極”得多的人，卻一直拒絕反省，一直在為自己辯解、洗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