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知識分子”稱謂
背景：7月25日，《環球時報》刊登劉志勤的《建議取消“知識分子”的稱謂》一文，提出取消“知識分子”稱謂的三條理由。
如果是“少數‘知識分子’”的問題，那么為什么要株連所有知識分子呢？而我更加擔心，這樣定性問題，扣上“破壞社會穩定”的帽子，并因此取消“知識分子”稱謂，中國人權不是進步，而是大步倒退。
——《經濟觀察網》
要知道，即使在“文革”期間使用“臭老九”一詞，其內在的邏輯也還是不得不承認知識分子這一社會客觀存在。劉志勤先生的立論基礎只有一己喜好，沒有任何邏輯基礎，沒有任何學理可言。
——《南方都市報》
知識分子畢竟只是一個稱謂，在公民權利上無所謂高低貴賤。如果說目前的知識分子形象不佳，那么只是因為真正的知識分子太少，濫竽充數者較多；如果說知識分子能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與聲望，那么也是源于他們能堅守社會良知、承擔社會責任。
——《成都商報》
暴雨傷亡人數
背景：7月24日，北京市政府新聞辦召開發布會，針對民眾對傷亡數字的質疑，新聞辦主任稱，經過SARS的考驗，北京市政府深深懂得透明的道理，相信在死傷數字上絕不會有隱瞞，之所以現在有更新的滯后，是因為有些遺體還需要辨認。
學習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傳播規律，尊重自媒體時代的輿情發展規律，正視權利意識高漲下的社會關切，善于在互動回應中建立公信力，是各級治理者必備的執政素養。事實上，相對于“負面消息”，人們更關注的是政府對待“負面消息”的態度。
——《人民日報》
以往，人們要求信息及時公開，更多是出于對自己利益可能被侵害的擔憂，而現在，公眾更看重的是對公共信息的知情權，這實質上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公眾對政府的質疑甚至批評，恰恰反映了民眾對政府的期待。對政府部門來講，每一次的正面回應，都是一次引導輿論的機會。
——《齊魯晚報》
拒收紅包被打
背景：醫生退回車禍患者家屬的500元紅包，卻被誤以為得了肇事車主的好處。醫生鑒于傷者已治愈，給出“可以考慮出院了”的建議加劇了這種猜疑。而在醫生按照正常醫療規程，停掉了患者的一些消炎藥并囑咐病人出院后，患者的兩名家屬在醫院門口堵住醫生，將其頭打破。
收紅包的泛濫，割裂了醫患之間本該和諧的關系。醫患關系本該是信任的，但因為收紅包的弊病存在，這使得醫患關系不僅不信任，互相猜忌，而且充滿了種種的矛盾，一有“導火線”就爆發戰爭。拒收紅包被打，誰都是受害者。唯有機制能確保每一個醫生都不收紅包，才不會出現不收紅包被打的怪事。
——《新京報》
最令人擔憂的是，這會不會傳遞出這樣一種道德錯覺：既然患者根本不相信醫生的道德操守，好心拒收紅包還被打，那還不如收下紅包，患者放心，醫生也得利，何樂而不為？事實上，這恐怕也是許多醫生在收紅包時的一種道德自慰。雖然在我看來，這只是一種道德撒嬌。
——《南方都市報》
小伊伊被拒“幼兒園”
背景：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的幸存者、“奇跡女孩”項煒伊因為腿部有傷，被上海的幼兒園拒絕接收。項煒伊的叔叔稱，他們家想送現在已經三歲半的項煒伊上幼兒園，但是打聽過的所有幼兒園都說他們擔心孩子左腿的傷。
小伊伊的困惑訴諸于媒體，或許上幼兒園的問題很快就能得到解決，但是非常的手段，基于人生片斷的溫暖，并不具有本質意義。權益不相信“奇跡”，是因社會缺 少了讓權益生存的環境，缺少了讓利益主體承擔社會責任的條件。加強社會群體權益的維護，立法是一個方面，用制度機制調節好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關系，才是關鍵。
——《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