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近來世界范圍內進行的會計改革的最大錯誤在于，當它用“公允原則”取代了傳統會計原則中最受贊譽的會計準則——審慎理財原則時，就完全打亂了多個世紀以來的會計實踐和企業管理。公允原則只是把動蕩不定的市場價值引入到一整套資產體系，特別是金融資產體系。這種哥白尼式轉向（Copernican turn）特別有害，并威脅著市場經濟基礎。其原因如下：首先，破壞傳統的審慎理財原則，要求會計分錄反映市場價值，就會造成通貨膨脹，在不同的經濟周期，會使得具有盈余的賬面價值無法兌現，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可能永遠無法兌現。在此條件下，每一經濟周期的昌盛時期產生的虛假“財富效應”(wealth effect)就會導致對一些虛構的紙上（或僅是暫時的）利潤（paper profits）進行分配，接受不相稱的風險。簡而言之，造成系統的創業失誤和國家資本的損耗，以至于危害了國家健康的生產結構和長期增長能力。其次，我必須強調的是，會計的目的不是在實現“會計透明度”（accounting transparency）（很少有） 的前提條件下，反映假設的“真正的”（real）價值（這種價值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主觀的，并且是由相應的那個市場來決定，每天都變化）。相反，會計的目的是使各公司能夠嚴格執行會計穩健性(accounting conservatism)標準，進行審慎管理，防止資本損耗（這種會計穩健性是以審慎理財原則為基礎，以歷史成本或市場價值記錄的低值部分為依據）。這一標準確保了在任何時候可分配利潤都出自可靠盈余，而又不威脅公司未來的生存能力和資本籌措。其三，我們必須記住市場上不可能會有第三方能夠客觀決定的均衡價格（equilibrium prices）。事實是市場價值受主觀評估影響，并且會出現大幅波動。因此，在會計中使用市值就會消除資產負債表中過去所記載數據的大部分的清晰度、確定性和信息?，F在，資產負債表大都顯得莫名其妙，對經濟行為人無任何用途。而且， 市場價值固有的波動性，尤其是經濟周期市值的動蕩不定，會讓以“新原則”為基礎的會計失去大部分潛力，這一原則指導著公司的管理人員，引導著他們在管理中有系統地犯下嚴重錯誤，而這些錯誤自1929年以來幾乎都會挑起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肆虐全球。
在本書的第九章，我提出了一個唯一使世界金融走向秩序的過渡進程，這一進程完全與自由企業制度（free-enterprise system）相融，可以消除周期性影響世界經濟體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書中所提到的國際金融改革建議，目前（2008年11月）已獲得極大的相關性，在這一時期， 陷于困境的歐洲各國政府和美國組織了一個國際會議，共同商討國際貨幣體制改革，以避免將來再次出現目前正影響著整個西方世界的金融和銀行業危機。正如本書九章所詳細論述的那樣，將來任何改革如果不能擊中當前問題的根源和遵循以下原則，那么這種改革就會像過去各種改革那樣以慘敗結束。這些原則包括：1）重建銀行活期存款和現金等價物的百分之百的儲備金制度；2）廢除央行作為最后貸款人制度（如果執行前一制度，這種制度就沒有必要，而如果央行繼續作為金融中央規劃機構，這種制度就有害無益）；3） 將目前壟斷性的、受托國家發行的貨幣及其替代典型的純黃金標準（金本位制）私有化。這種具有突破性的、明確的改革將如同1989年柏林墻倒塌那樣標志著高潮的到來和真正社會主義的實現，因為改革意味著將相同的自由化和私人財產原則應用到金融和銀行業這一唯一領域，此領域目前仍身陷中央計劃（由“中央”銀行控制），極端干涉（固定利率，錯綜復雜的政府規章）和國家壟斷（要求接受目前國家發行信托資金的法定貨幣）的境地，這種情況會產生我們已經看到的非常消極和嚴重的后果。
我必須指出的是，本書最后一章提出的過渡進程，還允許從一開始就擺脫現行銀行體系，從而防止其迅速崩潰。否則一旦儲戶對銀行廣泛失去信任，大量的銀行存款就會消失，那么不可避免地就會出現的突然的通貨緊縮（monetary squeeze ）。目前西方各國正力圖采取各種計劃方案去實現的這一短期目標，包括大量采購“毒性”的銀行資產，對所有存款的特別保障，以及僅對私有銀行進行部分或全部的國有化等。如果立即采取第九章改革建議的第一步，這一目標也許會實現得更快更有效，而且對市場經濟的危害會更小。 這一建議是：用現金支撐當前銀行存款（活期存款及現金等價物）的總量，票據都應該交給銀行，從此就可以保持相應存款的百分之百儲備金。如第九章圖9-2所示的完成第一步驟之后銀行系統的合并資產負債表那樣，發行這些鈔票絕不會形成通貨膨脹，因為新發行的貨幣可以說是經過“消毒”（sterilized）的，其目的在于滿足任何突然存款提款需要的這些存款。此外，這一步驟將釋放所有銀行資產（ “毒性”或無毒的），這些資產在一些私有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顯示為活期存款（及現金等價物）的資金儲備。假設新的金融體系過渡是在“正常”情況下進行，而不是在目前這種嚴重的金融危機之中進行，那么，我在第九章中就建議“釋放”的資產（“freed” assets ）應轉移到一套特別設立，并且由銀行體系管理的共有基金，并建議這些基金的資金股份可以同已發行國債（outstanding treasury bonds）及與公共社會保障體系相關的隱性負債（implicit liabilities）進行兌換（第九章）。然而，在當前嚴重金融經濟危機時期，我們還可以有另一種選擇,那就是除了取消這些基金的“毒性”資產外， 把剩余的一部分（如有必要）用來支持一些儲戶（這里不是指存款人，因為他們的存款已經有百分之百儲備金支撐），使他們能夠收回在投資中失去的大部分價值（尤其是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控股公司的貸款）。這些措施將立即使人們恢復信心，并將留有足夠的剩余基金，可以一勞永逸并不需成本地用來兌換相當一部分國債，這也是我們的初步目標。當然，在任何情況下我必須不厭其煩地重復的一個重要警告是： 我所提出的建議只有做出不可撤銷決定，重建遵循活期存款百分之百儲備金制度的自由銀行體系，才能生效。上述任何改革，如果事先沒有堅定的信念和改變上述國際金融和銀行體系的決心，那么，這種改革將是災難性的：繼續部分儲備金制度運作的私有銀行（受控于相應的中央銀行）將會引起具有一系列效應，把為存款資金儲備創造的現金作為基礎的通貨膨脹性擴張。這種擴張將是歷史上前所未有，必將最終摧毀我們的整個經濟體系。
上述意見非常重要，值得認真考慮。鑒于當前處于危急狀態的國際金融體系，本專著顯得有著重大意義（雖然我肯定會更喜歡在不同于當前經濟情況下寫這個新版本的序言）。目前我們處在經濟危機時期，已經是一個悲劇。但是，如果我們不深入了解造成目前像瘟疫一樣影響著我們的危機原因，尤其是如果我們困惑于專家、分析家以及大多數經濟理論家的意見，那么，這一悲劇則會更嚴重。至少在這里，我希望本書在世界各地的相繼出版能夠在對讀者進行理論培訓，對下一代進行知識重塑，以及最終對當前市場經濟的整個貨幣和金融機構的必要的重新設計都有所貢獻。如果我的這一愿望能夠實現，我不僅會認為我們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而且還會為能對經濟改革運動走向正確道路做出哪怕是一點點貢獻而感到非常榮耀。
注：本文為該書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