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目前我們處在經濟危機時期，已經是一個悲劇。但是，如果我們不深入了解造成目前像瘟疫一樣影響著我們的危機原因，尤其是如果我們困惑于專家、分析家以及大多數經濟理論家的意見，那么，這一悲劇則會更嚴重
非常高興《貨幣、銀行信貸與經濟周期》中文版和大家見面了。十年前我在本書第一版中就曾預測，嚴重的經濟危機會導致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衰退，今天這一猛獸開始發威了。從這一點來看，中文版的出版顯得尤為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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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中央銀行許可，并且在過去十五年中在央行指導下執行的人為信貸擴張政策不可能會以其他任何方式結束。當2001年美國從最后一次的危機（盡管短暫且有些受壓抑）中透過氣來，并且美聯儲重新啟動始于1992年的大規模的人為信貸擴張和投資時，目前即將結束的經濟擴張循環就開始在積蓄動力。這次的信貸擴張并沒有受到自愿家庭儲蓄平行增長的支撐。多年來，票據和存款形式的貨幣供應以每年平均超過10%的速度在增長，即世界貨幣流通的總量每七年增長一倍。源于這次信托膨脹的交易媒介已由銀行系統作為新創造的貸款以非常低的利率發放（甚至實際上為負利率）。這一切激發了投機泡沫的產生，即產生資本商品、房地產資產以及代表這些資產的股票價格暴漲，而這些股票在股市的交易又造成股指飛漲。
令人驚奇的是，就像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前的“股指飛漲”一樣，貨幣增長的沖擊并沒有嚴重影響到生活消費品和服務的價格（這些大概只占所有商品的三分之一）。過去的十年，如同20世紀20年代一樣，大規模高科技的運用和重大的企業創新導致了生產率的顯著上升，而這一上升，如果不是注入了貨幣和信貸元素，就會產生消費品和服務單位價格的健康和持續性的下降。而中國和印度經濟與全球經濟市場的完全接軌進一步推動了消費品和服務的實際生產率增長。在近幾年生產率迅速增長階段沒有出現消費品價格的健康的“緊縮”，有效地證明了貨幣沖擊嚴重擾亂了經濟發展進程。關于這一現象，我已在本書第六章第九部分詳細論述。
正如我在書中闡述的那樣，人為的信貸擴張和交易媒介（信托）的膨脹并沒有為經濟的穩定和持續發展提供捷徑，無法避免所有高利率自愿儲蓄的必要犧牲和紀律約束（事實上，尤其在美國，自愿儲蓄最近幾年不但沒有上升，反而有時還出現負利率）。的確，人為的貨幣信貸擴張從來都只是短期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最佳方案。實際上，我們毫不懷疑貨幣沖擊具有長期的衰退性質：新創造的貨幣貸款(并不是公民們原來存儲的貨幣)為企業家們及時提供他們實現極端野心的投資計劃所需使用的購買力(特別是近年來建筑和房地產方面的投資)。換言之，企業家們之所以這樣投資，似乎是由于公眾增加了儲蓄（而事實上公眾的儲蓄并沒有增加）。經濟體系普遍不協調發展所導致的結果是：金融泡沫（失去理性的昌盛）對現實經濟造成了非常有害的影響，社會發展進程遲早會以經濟衰退的形式出現逆轉，標志著社會發展又重新開始痛苦和必要的經濟調整。而這種重新調整總是要求每一個已經扭曲了的真正的生產結構必須恢復原狀。有多種具體動因可以造成貨幣“欣狂”（the euphoric monetary“binge”）的結束以及經濟衰退“余孽”（recessionary hangover）的開始蘇醒。而這些動因在不同的經濟周期中各不相同。在當前形勢下，最為明顯的動因應是原材料，特別是石油價格的攀升，美國房產的次貸危機，以及眾多大銀行機構的失利，即當市場表明這些銀行的負債值明顯超過其資產價值（抵押貸款）時出現的破產。
當前，不少為自身利益考慮的聲音不斷在呼吁要求進一步減少利率，增加新的貨幣投入以使得他們既能完成投資項目而又不受什么損失。然而，這種逃避的態度只能將問題暫時擱置，其結果是使問題到后來變得更為嚴重。這次危機的起因有兩種，一是資本品企業（尤其是建筑商和房地產開發商）由于受低廉信貸的驅使做出了企業經營的決策錯誤，造成了利潤損失；二是消費品價格的運作開始稍遜于資本品的價格。此時，一場令人痛苦且又不可避免的經濟重新調整就開始了，除了生產下降，失業增加外，我們還痛苦地發現消費品的價格在上漲（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
如果我們對目前的經濟與金融事件進行最精確的分析，并且進行最冷靜和穩定的解釋，我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央銀行，即真正的中央金融計劃機構，不可能隨時都能成功找到一項最有利的貨幣政策。這正好清楚地說明了為什么前蘇聯不能對其經濟提供周全的計劃。換言之，正如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所發現的那樣，總體上講，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一般不可能完全應用于中央銀行，具體來說，不可能適用于美聯儲，過去不利于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當前也不可能利于伯南克（Ben Bernanke）。按照這一法則， 就不可能在計劃機構強制行政命令的基礎上，利用經濟手段調控整個社會。這是因為這一機構從來不會獲取所需信息，以使其行政命令更具協調性質。的確，沒有什么比“致命的自負”（哈耶克的話）更危險，自負的人認為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或是以為自己至少很聰明，有足夠的力量，在任何時候都能對最適當的貨幣政策進行調控。因此，美聯儲，以及歐洲央行不是去減緩經濟周期中的劇烈震蕩，而是增加這種動蕩，并使其惡化。這樣， 伯南克及其美聯儲董事會和其他央行（以歐洲央行為首）所面臨的困惑總是讓人不舒服。多年來他們對于貨幣的責任一直在縮小，現在他們已經走進死胡同。他們要么任由經濟衰退進程事發和進行健康且痛苦的調整，要么采用“以毒攻毒”（hair of the dog）的方法，逃離這次災難。如果采用后一種方法，那么在不遠的將來，更為嚴重的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可能會愈演愈烈（這一現象恰似1987年股市崩盤后的情形，這一失誤導致20世紀80年代末的通貨膨脹，這一事件直到1990—1992年期間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才結束）。而且，此時，重新執行廉價信貸政策只能阻礙必要的無盈利投資的變現和使公司無法恢復原狀，其結果甚至必定會延長衰退周期。這種現象近年來已在日本出現，盡管日本嘗試了各種干預政策，但其經濟仍然無法對任何激勵措施產生響應，如信貸擴張和凱恩斯方法。正是在這種“金融精神分裂”（financial schizophrenia ）環境下，我們才必須對最近由貨幣權威機構（the monetary authorities） 發起的“黑暗中摸索”（shots in the dark）進行解釋（這些貨幣權威們的職責相互矛盾：既要控制通貨膨脹，又要向金融系統注入必要的流動資金以防其倒閉）。因此，當美聯儲在某日拯救了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美國國際集團（AIG）、 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 或花旗銀行（Citigroup）后, 就只好讓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 ）倒閉, 其堂而皇之的托詞是為了“教訓一下”（teaching a lesson） ，不愿增加道德風險等。緊接著，隨著局勢的展開，又通過了一項用7000億美金從銀行系統購買所謂“毒性”（toxic）或“無流動性資金”（illiquid），即毫無價值的資產的計劃。 如果該項計劃是通過稅收（不是更多的通貨膨脹）完成，那么，這就意味著要加重各家各戶的稅收負擔，而此時，人們恰恰無力承擔重稅。最終，由于懷疑此項計劃是否有效，才決定把公共貨幣直接注入銀行，以“確保”銀行總存款量不變。
相比之下，歐盟的經濟狀況要稍微好些（如果我們不考慮為刻意使美元貶值政策所產生的擴張效應，以及相當嚴重的歐洲僵化性，尤其在勞力市場上的僵化性，這些都會使得歐洲的經濟衰退時間更長，更令人痛苦）。歐洲央行推行的擴張政策，盡管存在嚴重漏洞，仍然比美聯儲的政策略勝一籌。再者，歐洲主要經濟體在康復時期完成了趨同標準。歐盟的一些邊緣國家，像愛爾蘭，特別是西班牙，他們在加入歐盟的過程一開始就陷入了較大的信貸擴張。西班牙的例子可以說明這種狀況。西班牙經濟曾經經歷過興盛時期，其真正原因部分是由于1996年以前首相何塞瑪麗亞阿斯納爾 (Jose Maria Aznar) 為首的西班牙政府對結構改革放寬了限制，而其主要原因則是人為貨幣信貸擴張，其擴張速度幾乎是法國和德國的三倍。 西班牙經濟智能體對在進行共同體趨同過程中，傳統的低息貸款利率下降原因的解釋是： 低息貸款（easy-money）極易獲得，民眾從西班牙銀行獲取貸款需求量大（主要是為房地產籌措資金），而這些銀行都是通過無中生有創造貨幣來貸款，歐洲央行的銀行家們對這一現象竟然熟視無睹。然而，一旦面臨價格上漲時，歐洲央行就開始忠于職守，發布命令，不管貨幣聯盟的成員國有多么困難，也要求他們盡可能地長期保持利率不變。這些成員國，如西班牙，現在已經發現他們在房地產方面的多數投資都是錯誤的，并且正在對現實經濟進行長期且痛苦的重新調整。
在這種情況下，最恰當的政策莫過于對各經濟層次（特別是勞動力市場）放寬限制，使得各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快速重新分配至盈利企業部門。同時，必須降低公共開支和稅收，增加負債累累并要盡快還貸的經濟行為人的有效收入。 普通經濟行為人和一些企業只有通過減少成本（特別是勞力成本）和還清貸款， 才能恢復其財政狀況。要實現這一目的，必要條件就是：非常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和更為緊縮的公共部門。 如果市場要盡快揭示錯誤生產的投資商品的實際價值，這些因素都是基本要求，因而，也能為將來健康持續的經濟復蘇打下堅實基礎。為了大家的利益，我希望這種復蘇會很快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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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要忘記近期人為擴張的核心特點：不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數世紀來全球通用的傳統的會計原則逐步惡化。具體來說，接受國際會計標準(IAS)，并將此標準編入各國法律（在西班牙是編入總會計計劃書，并于2008年元月1日生效），那就意味著放棄傳統的審慎理財原則及其替代原則，即在資產負債表資產價值特別是金融資產價值評估中采用的公允價值原則（the principle of fair value）。 在摒棄傳統奉行的審慎理財原則的過程中，經紀業和投資銀行（幸運的是它們正在逐步消亡）的作用影響很大。一般來說，所有各方都樂于使賬面價值“膨脹”，使其更接近于假設的更為“客觀的”股票市場價值，而這種股市價值在過去的經濟發展的金融狂熱潮中不斷攀升。事實上，在多年的“投機泡沫”（speculative bubble）期間，這種狂熱過程具有以下反饋環（feedback loop）特征：上升的股市價值會立即記入賬目中，然后，這些賬目又為進一步人為提高股票市場上的金融資產的價格提供正當依據。
在爭相放棄傳統會計原則，并用其他原則取而代之，以求“與時俱進”的競爭中，人們通常根據異端假設（unorthodox suppositions）和完全主觀標準來對各公司進行評估，而這些主觀標準在新的標準中完全取代了僅存的客觀標準（這些客觀標準是通過歷史代價而獲得）。目前金融市場的崩潰，經濟行為人對銀行普遍失去信任以及銀行的會計實務運作，都表明在放棄傳統的審慎理財原則而接受國際會計標準(IAS) 的過程中出現嚴重的錯誤，錯誤地沉迷于創造性公允價值會計（creative, fair-value accounting）。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必須審視最近美國和歐盟為“弱化”（soften ），也就是說部分逆轉，公允價值會計對金融機構的影響而采取的措施。這種做法方向正確，但力度不夠，而且是為了錯誤的理由。的確，那些金融機構的負責人們想“亡羊補牢”，他們之所以采取這些補救措施，是因為“毒性”或“無流動性資金”的價值的急劇下降危及這些機構的償付能力。然而，前些年“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期間，這些人對新的國際會計標準津津樂道，在這種繁榮下，股市和金融市場的不斷上升和過度價值使得他們的資產負債表由于與其利潤和凈值相應的驚人數字而顯得異常漂亮，而這些數字反過來又促使他們不顧危險地去冒險。因而，我們看到，國際會計標準以有利于循環方式作用，加劇了波動和偏執性的企業管理：在繁榮時期，他們就創造虛假“財富效應”，刺激人們進行不合理的風險投資；一旦錯誤敗露，資產價值的損失立即使公司資本消失（decapitalizes companies），這時，公司必須出售一些資產，以便在困難時期改變或調整其資本結構（這個時期資產值最低而金融市場干枯）。顯然，事實證明像國際會計標準(IAS)這樣的會計準則具有擾亂性，應該立即廢除，而所有近期進行的會計改革，特別是西班牙的會計改革（2008年元月1日生效），應該取消。這并不是因為這些改革在金融危機和衰退時期進入終結期，而是因為特別是在繁榮時期，我們在評估中必須堅持審慎理財原則，這一原則由盧卡帕喬利(Luca Pacioli)于15世紀初創建, 但反倒是作為虛假標準偶像的國際會計標準在一直改變著所有的會計體系。
總之，近來世界范圍內進行的會計改革的最大錯誤在于，當它用“公允原則”取代了傳統會計原則中最受贊譽的會計準則——審慎理財原則時，就完全打亂了多個世紀以來的會計實踐和企業管理。公允原則只是把動蕩不定的市場價值引入到一整套資產體系，特別是金融資產體系。這種哥白尼式轉向（Copernican turn）特別有害，并威脅著市場經濟基礎。其原因如下：首先，破壞傳統的審慎理財原則，要求會計分錄反映市場價值，就會造成通貨膨脹，在不同的經濟周期，會使得具有盈余的賬面價值無法兌現，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可能永遠無法兌現。在此條件下，每一經濟周期的昌盛時期產生的虛假“財富效應”(wealth effect)就會導致對一些虛構的紙上（或僅是暫時的）利潤（paper profits）進行分配，接受不相稱的風險。簡而言之，造成系統的創業失誤和國家資本的損耗，以至于危害了國家健康的生產結構和長期增長能力。其次，我必須強調的是，會計的目的不是在實現“會計透明度”（accounting transparency）（很少有） 的前提條件下，反映假設的“真正的”（real）價值（這種價值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主觀的，并且是由相應的那個市場來決定，每天都變化）。相反，會計的目的是使各公司能夠嚴格執行會計穩健性(accounting conservatism)標準，進行審慎管理，防止資本損耗（這種會計穩健性是以審慎理財原則為基礎，以歷史成本或市場價值記錄的低值部分為依據）。這一標準確保了在任何時候可分配利潤都出自可靠盈余，而又不威脅公司未來的生存能力和資本籌措。其三，我們必須記住市場上不可能會有第三方能夠客觀決定的均衡價格（equilibrium prices）。事實是市場價值受主觀評估影響，并且會出現大幅波動。因此，在會計中使用市值就會消除資產負債表中過去所記載數據的大部分的清晰度、確定性和信息?，F在，資產負債表大都顯得莫名其妙，對經濟行為人無任何用途。而且， 市場價值固有的波動性，尤其是經濟周期市值的動蕩不定，會讓以“新原則”為基礎的會計失去大部分潛力，這一原則指導著公司的管理人員，引導著他們在管理中有系統地犯下嚴重錯誤，而這些錯誤自1929年以來幾乎都會挑起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肆虐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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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的第九章，我提出了一個唯一使世界金融走向秩序的過渡進程，這一進程完全與自由企業制度（free-enterprise system）相融，可以消除周期性影響世界經濟體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書中所提到的國際金融改革建議，目前（2008年11月）已獲得極大的相關性，在這一時期， 陷于困境的歐洲各國政府和美國組織了一個國際會議，共同商討國際貨幣體制改革，以避免將來再次出現目前正影響著整個西方世界的金融和銀行業危機。正如本書九章所詳細論述的那樣，將來任何改革如果不能擊中當前問題的根源和遵循以下原則，那么這種改革就會像過去各種改革那樣以慘敗結束。這些原則包括：1）重建銀行活期存款和現金等價物的百分之百的儲備金制度；2）廢除央行作為最后貸款人制度（如果執行前一制度，這種制度就沒有必要，而如果央行繼續作為金融中央規劃機構，這種制度就有害無益）；3） 將目前壟斷性的、受托國家發行的貨幣及其替代典型的純黃金標準（金本位制）私有化。這種具有突破性的、明確的改革將如同1989年柏林墻倒塌那樣標志著高潮的到來和真正社會主義的實現，因為改革意味著將相同的自由化和私人財產原則應用到金融和銀行業這一唯一領域，此領域目前仍身陷中央計劃（由“中央”銀行控制），極端干涉（固定利率，錯綜復雜的政府規章）和國家壟斷（要求接受目前國家發行信托資金的法定貨幣）的境地，這種情況會產生我們已經看到的非常消極和嚴重的后果。
我必須指出的是，本書最后一章提出的過渡進程，還允許從一開始就擺脫現行銀行體系，從而防止其迅速崩潰。否則一旦儲戶對銀行廣泛失去信任，大量的銀行存款就會消失，那么不可避免地就會出現的突然的通貨緊縮（monetary squeeze ）。目前西方各國正力圖采取各種計劃方案去實現的這一短期目標，包括大量采購“毒性”的銀行資產，對所有存款的特別保障，以及僅對私有銀行進行部分或全部的國有化等。如果立即采取第九章改革建議的第一步，這一目標也許會實現得更快更有效，而且對市場經濟的危害會更小。 這一建議是：用現金支撐當前銀行存款（活期存款及現金等價物）的總量，票據都應該交給銀行，從此就可以保持相應存款的百分之百儲備金。如第九章圖9-2所示的完成第一步驟之后銀行系統的合并資產負債表那樣，發行這些鈔票絕不會形成通貨膨脹，因為新發行的貨幣可以說是經過“消毒”（sterilized）的，其目的在于滿足任何突然存款提款需要的這些存款。此外，這一步驟將釋放所有銀行資產（ “毒性”或無毒的），這些資產在一些私有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顯示為活期存款（及現金等價物）的資金儲備。假設新的金融體系過渡是在“正常”情況下進行，而不是在目前這種嚴重的金融危機之中進行，那么，我在第九章中就建議“釋放”的資產（“freed” assets ）應轉移到一套特別設立，并且由銀行體系管理的共有基金，并建議這些基金的資金股份可以同已發行國債（outstanding treasury bonds）及與公共社會保障體系相關的隱性負債（implicit liabilities）進行兌換（第九章）。然而，在當前嚴重金融經濟危機時期，我們還可以有另一種選擇,那就是除了取消這些基金的“毒性”資產外， 把剩余的一部分（如有必要）用來支持一些儲戶（這里不是指存款人，因為他們的存款已經有百分之百儲備金支撐），使他們能夠收回在投資中失去的大部分價值（尤其是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控股公司的貸款）。這些措施將立即使人們恢復信心，并將留有足夠的剩余基金，可以一勞永逸并不需成本地用來兌換相當一部分國債，這也是我們的初步目標。當然，在任何情況下我必須不厭其煩地重復的一個重要警告是： 我所提出的建議只有做出不可撤銷決定，重建遵循活期存款百分之百儲備金制度的自由銀行體系，才能生效。上述任何改革，如果事先沒有堅定的信念和改變上述國際金融和銀行體系的決心，那么，這種改革將是災難性的：繼續部分儲備金制度運作的私有銀行（受控于相應的中央銀行）將會引起具有一系列效應，把為存款資金儲備創造的現金作為基礎的通貨膨脹性擴張。這種擴張將是歷史上前所未有，必將最終摧毀我們的整個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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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意見非常重要，值得認真考慮。鑒于當前處于危急狀態的國際金融體系，本專著顯得有著重大意義（雖然我肯定會更喜歡在不同于當前經濟情況下寫這個新版本的序言）。目前我們處在經濟危機時期，已經是一個悲劇。但是，如果我們不深入了解造成目前像瘟疫一樣影響著我們的危機原因，尤其是如果我們困惑于專家、分析家以及大多數經濟理論家的意見，那么，這一悲劇則會更嚴重。至少在這里，我希望本書在世界各地的相繼出版能夠在對讀者進行理論培訓，對下一代進行知識重塑，以及最終對當前市場經濟的整個貨幣和金融機構的必要的重新設計都有所貢獻。如果我的這一愿望能夠實現，我不僅會認為我們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而且還會為能對經濟改革運動走向正確道路做出哪怕是一點點貢獻而感到非常榮耀。
by赫蘇斯·韋爾塔·德索托
本書被譽為繼哈耶克之后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德索托的傾力巨作， 被譯為20多種文字流傳世界，它會 告訴你金融危機的本質及其潛在危險。
作者：[西]赫蘇斯·韋爾塔·德索托
譯者：葛亞非 劉芳
出版社：電子工業出版社
非常高興《貨幣、銀行信貸與經濟周期》中文版和大家見面了。十年前我在本書第一版中就曾預測，嚴重的經濟危機會導致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衰退，今天這一猛獸開始發威了。從這一點來看，中文版的出版顯得尤為及時。
得到中央銀行許可，并且在過去十五年中在央行指導下執行的人為信貸擴張政策不可能會以其他任何方式結束。當2001年美國從最后一次的危機（盡管短暫且有些受壓抑）中透過氣來，并且美聯儲重新啟動始于1992年的大規模的人為信貸擴張和投資時，目前即將結束的經濟擴張循環就開始在積蓄動力。這次的信貸擴張并沒有受到自愿家庭儲蓄平行增長的支撐。多年來，票據和存款形式的貨幣供應以每年平均超過10%的速度在增長，即世界貨幣流通的總量每七年增長一倍。源于這次信托膨脹的交易媒介已由銀行系統作為新創造的貸款以非常低的利率發放（甚至實際上為負利率）。這一切激發了投機泡沫的產生，即產生資本商品、房地產資產以及代表這些資產的股票價格暴漲，而這些股票在股市的交易又造成股指飛漲。
令人驚奇的是，就像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前的“股指飛漲”一樣，貨幣增長的沖擊并沒有嚴重影響到生活消費品和服務的價格（這些大概只占所有商品的三分之一）。過去的十年，如同20世紀20年代一樣，大規模高科技的運用和重大的企業創新導致了生產率的顯著上升，而這一上升，如果不是注入了貨幣和信貸元素，就會產生消費品和服務單位價格的健康和持續性的下降。而中國和印度經濟與全球經濟市場的完全接軌進一步推動了消費品和服務的實際生產率增長。在近幾年生產率迅速增長階段沒有出現消費品價格的健康的“緊縮”，有效地證明了貨幣沖擊嚴重擾亂了經濟發展進程。關于這一現象，我已在本書第六章第九部分詳細論述。
正如我在書中闡述的那樣，人為的信貸擴張和交易媒介（信托）的膨脹并沒有為經濟的穩定和持續發展提供捷徑，無法避免所有高利率自愿儲蓄的必要犧牲和紀律約束（事實上，尤其在美國，自愿儲蓄最近幾年不但沒有上升，反而有時還出現負利率）。的確，人為的貨幣信貸擴張從來都只是短期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最佳方案。實際上，我們毫不懷疑貨幣沖擊具有長期的衰退性質：新創造的貨幣貸款(并不是公民們原來存儲的貨幣)為企業家們及時提供他們實現極端野心的投資計劃所需使用的購買力(特別是近年來建筑和房地產方面的投資)。換言之，企業家們之所以這樣投資，似乎是由于公眾增加了儲蓄（而事實上公眾的儲蓄并沒有增加）。經濟體系普遍不協調發展所導致的結果是：金融泡沫（失去理性的昌盛）對現實經濟造成了非常有害的影響，社會發展進程遲早會以經濟衰退的形式出現逆轉，標志著社會發展又重新開始痛苦和必要的經濟調整。而這種重新調整總是要求每一個已經扭曲了的真正的生產結構必須恢復原狀。有多種具體動因可以造成貨幣“欣狂”（the euphoric monetary“binge”）的結束以及經濟衰退“余孽”（recessionary hangover）的開始蘇醒。而這些動因在不同的經濟周期中各不相同。在當前形勢下，最為明顯的動因應是原材料，特別是石油價格的攀升，美國房產的次貸危機，以及眾多大銀行機構的失利，即當市場表明這些銀行的負債值明顯超過其資產價值（抵押貸款）時出現的破產。
當前，不少為自身利益考慮的聲音不斷在呼吁要求進一步減少利率，增加新的貨幣投入以使得他們既能完成投資項目而又不受什么損失。然而，這種逃避的態度只能將問題暫時擱置，其結果是使問題到后來變得更為嚴重。這次危機的起因有兩種，一是資本品企業（尤其是建筑商和房地產開發商）由于受低廉信貸的驅使做出了企業經營的決策錯誤，造成了利潤損失；二是消費品價格的運作開始稍遜于資本品的價格。此時，一場令人痛苦且又不可避免的經濟重新調整就開始了，除了生產下降，失業增加外，我們還痛苦地發現消費品的價格在上漲（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