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講的第二種人格，可以稱之為“事實接受障礙”，因為長期的蒙蔽，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水平，人們不愿意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駁。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也是一個能力問題。

時至今日還有人在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腐敗沒有平等的年代。所以我們看到，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紀念館，有各地的游客排著隊絡繹不絕地排著隊去瞻仰膜拜他的遺體。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的公共汽車、出租車、私家車中，有不少司機會把毛澤東的照片像神像一樣掛在車前，祈求他的保佑與庇護。

在兩個月之前，在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于“大饑荒”的辯論。辯論的發起者是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的社長林治波，他認為在中國1959年到1962年的那場大饑荒壓根就沒發生過。而就是這個惡意的編造，這場辯論持續了大概半個多月，最保守的估計，有幾萬人參與了這場辯論。在這場辯論中，你可以很驚訝于其中的觀點和分歧，有那么多人就認為大饑荒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只是一小撮壞人別有用心地編造；還有些人會認為饑荒確實發生過，但是是在極短的時間和極小的范圍之內，絕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質疑，有人會問，既然餓死了那么多人，萬人坑在哪里？有人會問，這么大的災難，為什么從來沒見報紙和電視報道過，有人會問，既然中國曾餓死了那么多人，那么中國為什么還要實行計劃生育，另外有一些人會問，既然餓死了那么多人，請問你家里餓死了幾個，有人會實際證明，我的家鄉雖然也很貧窮，從來沒聽說過有人還被餓死的。這些質問的固然是很荒謬，但是最荒謬的還是最后一個問題，有人問，既然他們沒飯吃，為什么還不吃肉。

第三種人格可以稱之為“奴仆人格”。正如魯迅所言，在中國歷史上其實沒有那么多時代，只有兩個時代，就是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終于皇帝，忠于朝廷，而現在的奴隸大多認為自己不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體，忠于國家忠于黨，但是很少提到忠于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作是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為被他們視為天敵。他們往往會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情都必須是跟愛國這兩個字發生關系才有意義：他們學習是為了國家，他們工作是為了國家，他們鍛煉身體是為了國家，他們保護視力也是為了國家，甚至連衣食住行跟性愛也都是為了國家。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其實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常常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和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有許多人都隨時準備捐軀。

在最近發生的釣魚島事件或黃巖島事件的領土爭端中，你會發現有那么多人會說“如果要去死的話，我愿意去死”。其實事情還沒那么嚴重，在正常的國家，民主自由和人權斗士不錯的詞，但在他們眼中，這些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這樣的奴仆人格，如果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得乖張暴戾，成為所謂的“暴徒人格”。

在這些暴徒看來，世界上大多數的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任何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人，那就是恥辱，相反，如果一個中國男人找了一個外國女人而如果是外國妓女那就是最好，他們就認為這是為國家報了仇。我不只一次聽這些愛國憤青們描述他們的理想，說“發財之后必去日本，去了日本一定要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滿腔怒火全部發泄到她們身上，直至精盡人亡”。

這些人會公開鼓吹戰爭，會經常叫囔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臺詞不言而喻，就“是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會要打你”。甚至有人會公開談論用民航客機運送原子彈，然后運到日本引爆。你可以在谷歌上或者是內地用的搜索引擎百度上，輸入幾個字“原子彈炸東京”，看看會出來多少結果，同上述的話語和表現中，你們很容易就聽到殘忍的意味。

在本質意義上，現在的這群愛國憤青跟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是一個團體，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同樣的盲目，也同樣的憤怒，有著殘忍的面孔和志向，而且極不穩定。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這種傾向都應該被視為危險的事物，但是在中國大陸，政府長期縱容和玩弄他們的憤怒，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有幾個合法的反外游行大都以這群人為主體，這其實就是在玩火，如果條件時機成熟，這團火焰足以摧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