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青青/文
“北京”在我腦海中的定位一度是全國文化氣息最濃烈的地方。當然，在此次北京行之前，作為旅游地或轉機中轉地的帝都，給我的只是外界信息編織成的刻板印象。等有近一個月的時間實地體驗時，才真正體會了所謂的文化氣息。
大量的文化講座便是載體之一。7月15日在國家圖書館學津堂舉行的鳳凰網讀書會第100期“常識&六人談”講座著實讓我這種精神享受者過了一把思維風暴的癮。李敬澤、阿乙關于“文學&藝術”，秦暉、熊培云關于“人文&思想”、梁鴻、十年砍柴關于“生活&民生”的討論碰撞出了許多新的思想元素。講座持續了3個多小時，我盡可能地還原我所認為的精彩片段與大家分享。
“文學&藝術”中的常識
關于文學，八十年代是一個永遠繞不開的常識性話題，這段激情燃燒的歲月被無數人視為文學藝術創作的“黃金時代”。祛除了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影響與九十年代后的市儈之氣，文學獲得了獨立的發展，人文精神得到了自由的張揚。藝術從作為“共同之美”的階級審美走向了注重“人之美”的個體審美解放。
的確，我們對“黃金時代”賦予了太多的意義，然而與現今知識爆炸的時代相比，八十年代僅僅是一個屬于“少數”的年代，文學與藝術早已被重新估價。因此，當今天我們在追憶“黃金時代”的文學經典與藝術創作之時，我們首先需要對“什么是經典”這一問題進行一番常識性思考，正如阿城所說：“任何高見，如果成為了生活或知識上的常識，就是最可靠的進步。”
李敬澤：我們生活在一個有悖于常識的時代
文學和常識的關系之一，或者說關于文學的常識之一，就是文學對很多常識保持著一種警覺。那么文學創作和文學閱讀中，有沒有一些我們說的常識性的經驗或者我們大家閱讀文學作品時的一些常識性的約定，我覺得這肯定是有的。最簡單的，比如說“本作品純屬虛構，請勿對號入座”，這個就是常識，那么你看一本小說，你非要把自己放進去，非要認為這寫的就是我，或者整個搞不清虛構和現實之間的界線，這個恐怕就確實違反了文學創作和文學閱讀的一個基本常識。
另一個常識是，文學這件事不是賽跑，不是田徑場上發令槍一響就跑，誰跑在前面就了不得，誰跑在后面就算你倒霉。自九十年代以來，我們形成了一個偽常識，覺得文學需要越年輕越好，一代一代新人，不斷的出現，這是對的，但是一代一代，當每一代新人出現的時候，都意味著他的上一代就迅速的貶值和折舊了，就是我們有了80后，我們現在就等著90后，如果你是生于80年的，到現在為止還沒出名那你完了，你是發令槍響了你還發愣呢，現在只能是90后跑，再過幾年就是00后跑。我認為不是這么回事，我曾經做過很長時間的編輯，我老跟我的編輯們講，我說80后也好，90后也好，00后也好，我們當然要高度關注，但是我說你們永遠不要忘記，也許那個高人，那個70后的高人，現在還沒開始寫呢，也許那個60后的高人，現在也還剛剛準備說我要寫一部什么東西，所以就是說，就文學這件事來講，我覺得一個常識就是說，它真的不是以年齡的這個邏輯來判斷它的。人類的創造，人類才華的迸發，確實沒有年齡的限制。就文學這件事來講，如果我以前沒有寫小說，明天決心寫小說，也未必是失敗，因為我起碼活到現在，我對世界、對人性，也許確有比所有年輕人都厲害的想象和感受。（李敬澤語）
阿乙：作家的“常識”就是坦誠
我就講一下我寫作的一些體會，我印象最深的一個常識就是作者必須要坦誠，在寫作的時候必須要坦誠自己所見，所看到的，所想到的，而不是說，像一個餐館的廚師一樣，是為顧客的需要去定制自己的作品。我印象中最深的一個閱讀細節是小仲馬寫的《茶花女》，它里頭寫有個叫阿爾芒的年輕人，他要去看他過去的情人叫瑪格麗特，因為瑪格麗特已經死了在棺材中，所以他用很多的辦法去開棺，用了很多手續把棺材打開以后，我當時還年輕，我想象的那個細節就是覺得這個姑娘一定是死的很美，很凄美，像一首詩一樣死掉了，或者本身就像一首詩一樣。但小仲馬把這個場景真實地寫了出來，他說：“這個姑娘眼睛只剩兩個窟窿，牙齒緊密的排著，干枯的頭發黏在一些還掛在骨頭上的皮肉，你想不出來這是一個在巴黎被譽為面若朝霞的瑪格麗特”。我看到這里的時候非常觸動，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對死亡的理解就是像挪威的森林一樣，就是很突然的死去。這樣一個作家突然告訴我這樣一個場景以后，我就覺得逃避不開，后來做了警察看了太多的死亡的結局以后，這些真實感會把我的內心緊緊抓住，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我在寫作的時候再也不可能去寫一些詩意的死亡。人容易變得詩意化，就是因為讀者需要這種詩意的東西，所以作者有意識無意識的容易把死亡寫的很美。但是，死亡本身是一個丑陋的現實已經扎根在我心里，我覺得死亡的丑陋本身就是一個常識，我理解的常識就是類似這種對真實的坦誠。（阿乙語）
什么是“理想社會”？如何建構一個“理想社會”？這恐怕是歷史上被思想界爭論次數最多的問題了。正如當西方在對“人權”的追求早已成為了公民常識的范疇之時，一個對立的“中國常識”似乎也在中國社會根深蒂固地存在了數千年。簡而言之，為什么國民這個“主人”制約不了他們的“仆人”？為什么“權利”總被“權力”捉弄？正如秦暉先生所言，如果這個常識問題不得到解決，天平總是向著“有權者”一端傾斜。中國所受“常識之害”甚深，那么，我們又如何借助常識的力量重新發現社會？這個問題急需得到解答。
秦暉：常識是一切高深學問的基礎
常識，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它是一切高深學問的基礎，但是這并不是說常識都是對的。所謂常識就是一種你們不能無視它的東西，所謂不能無視它，就是說也許它是錯的，那么你也要想辦法去證偽，如果你能證偽，就是你的一大貢獻，如果你不證偽它，而你又認為好像它不存在，那么你講的話往往要像一個神經病患者。比如說我們自古以來看到太陽從東方升起從西方落下，于是，就有一個常識是太陽圍繞地球轉的，這個常識對不對呢，也許不對。這時就有一個較真的人，哥白尼，煞有介事的去分析，最后終于把這個事證偽了。所以，常識不一定是對的，那么另外一個，我們在某個街上看到一個傻子，他大喊大叫說，太陽從西方升起來了，那么你會覺得他很偉大嗎，那我們只能覺得他是一個傻子，其實傻子和偉大的思想家的區別就是在于，哥白尼是證實、證偽了一個常識，而我剛才講的那個傻子是無視常識。另外，關于什么是理想社會，可能一千個人有一千個答案，我們設想的理想可能每個人都不一樣。我覺得我們正因為對理想的設想都是不同的，所以我們應該有一個社會，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為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去做出努力，而這個努力又不會去壓制別人。我覺得這種狀態就是值得我們去做的，盡管這種社會是否叫理想社會，我也不能確定。（秦暉語）
